李陀
讀顧村言的散文，常常讓我想起汪曾祺。
我喜歡小東西。人在藝術上往往有偏見，有癖好，我的癖好說直白了，就是小東西比大東西好。在盧浮宮看到久仰的盧本斯那些煌煌大作，不免失望，倒是他那些小畫，特別是一些小草圖，皆率意之作，讓我喜歡極了，竟至舍不得移步。一九八六年在漢堡藝術館看到克裏的《金魚》，發現這幅畫比我想象的小得多，不過一張小學生課桌那麼大小，真是喜上心頭，當時那種莫名的喜悅，至今還小心地雪藏在心裏，新鮮如昨。讀文學作品也一樣，要是全依我的興趣，我更偏愛小作品。拿俄羅斯作家來說，雖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讓我心向往之，但如果一定讓我選出最喜歡的小說，我要選的是普希金的《拜爾金小說集》，集中的《暴風雪》、《驛站長》諸篇，是幾顆溫潤晶瑩的珍珠，收在所謂“西方文學”的盒子裏，那真是醃月讚了它。回過頭說中國東西，也一樣。遊山水，不必登高，山深忽逢小寺，那是最高興的事，而平生所遇諸寺，又獨喜樂山烏尤。如果不是真山真水，隻論畫中林木丘壑，我偏愛宋人冊頁；至於唐詩，不用說，酷愛絕句，讀詞則往往舍長調而隻取小詞。當然，什麼都有例外，譬如《紅樓夢》，那肯定是大作品，曹雪芹又肯定是天下第一大作家，可我從沒有嫌他們大，大又如何？——事情一涉及到人的性情愛好，其實沒有一定道理可講。
我常常想，我對汪曾祺寫作的熱愛，是不是和自己這種傾心小東西的偏執有關？雖然在《汪曾祺與現代漢語寫作》一文裏，我是把汪曾祺寫作的意義放在了現代漢語的形成和發展這麼一個大背景裏給予評價，認為不管這位謙虛的老頭兒怎麼低調，他對現代漢語發展的貢獻決不能低估，我們就是給了再高的評價，也絕不過分。但是，每次拿起老頭兒的文字捧讀，並且每次都有一種溫暖的感動在心裏油然而生的時候，我常懷疑，我對他的文字的偏愛，或許和這位作家對生活中小東西、小事情的偏愛有關？記得是一九八六年末，我和林斤瀾商量，每期《北京文學》的封二的版麵，都刊發一些不鹹不淡的畫作，太可惜了，為什麼不請汪曾祺把這版麵占住，每期都寫一篇有關衣食住行的小散文？不用多說，林斤瀾自然馬上讚成這個主意，並且立刻去和老頭兒商量——他們是摯友，一對酒中的散仙，哪有不成的道理？於是，自一九八七年始，刊物的封二改為汪曾祺的專欄，欄目名字叫做“草木閑篇”。我已經記不得這名字，到底是汪曾祺取的，還是林斤瀾取的，多半是兩個好朋友一起商量定下的。我記得清楚的是，從那以後，每期新刊物到手，我都是懷著怎樣急迫的心情翻開封頁，到封二去讀一篇還散發著油墨香氣的可愛文字。為作紀念，我願意把一九八七年“草木閑篇”的十一篇文字的篇名列舉如下：《雲南茶話》、《張大千和畢加索》、《棧》、《杜甫草堂·三蘇祠·升庵祠》、《蘇三、宋士傑和穆桂英》、《吳三桂》、《玉簪》、《夏天的昆蟲》、《從桂林山水說道電視連續劇紅樓夢》、《鱖魚》、《鋃鐺》。這些文字除《玉簪》一篇外，後來都收入到汪曾祺親自編選的《蒲橋集》裏。這多少讓我有點驕傲，因為這些美麗的文字的出生和自己有那麼一點關係。
在《蒲橋集》的自序裏，汪曾祺開篇就說：“我寫散文，是摟草打兔子，捎帶腳。不過我以為寫任何形式的文學，都得首先把散文寫好。因此陸陸續續寫了一些。”每讀這幾行字，總有點遺憾，如果我早聽見他這想法，一定會向老頭兒直言：幹嗎摟草打兔子啊，寫散文才是正經啊。不過，多半這是老頭兒自謙，因為在這篇序文第二段的結尾，他又說了這樣的意見：“其實，如果一個國家的散文不興旺，很難說這個國家的文學有了真正的興旺，散文如同布帛麥菽，是不可須臾離開的。”這話我完全讚同，特別是在今天，當我們靜下心回顧近二十年文學發展的時候，汪曾祺這意見就顯得格外中肯。近幾年，由於報紙副刊和網絡空間的發達，散文寫作突然興盛，簡直可以用“熱鬧”來形容，這讓我想起汪曾祺怎麼形容他家後院的一株紫薇：“一個枝子上有很多朵花。一棵樹上有數不清的枝子。真是亂。亂紅成陣。亂成一團。簡直像一群幼兒園的孩子放開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亂嚷嚷。”這熱鬧程度可以說中國的散文曆史上從未有過。但是，每當我在這深紅淺紅裏遊覽搜尋的時候，心裏總有一種不滿足，老是覺得缺點什麼。直到我在一次很意外的巧遇裏遇到了顧村言和他的散文，我才一下子明白，那缺憾的感覺從何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