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上旬，鑒於鬥爭形勢急需川西地區黨組織和武裝實施統一領導，李維嘉、鄒玉琳、李安瀾、周鼎文在成都西門外豐家碾朱召南家召開會議，分析形勢，總結前一段工作。研究決定，在原雅樂工委、川西南武工委黨組織的基礎上建立川西邊臨時工作委員會，由李維嘉、鄒玉琳負責，統一領導四川省的大邑、邛崍、新津、崇慶、雙流、蒲江、彭山、名山、灌縣、郫縣、溫江、仁壽、簡陽、洪雅、夾江、新都、新繁和西康省的雅安、蘆山、漢源、瀘定、康定等縣的黨組織和黨的外圍組織及其中一些縣的地下武裝。川西南人民武工隊和仁壽等地的地下武裝統一組成“川西邊人民遊擊縱隊”，後改為“川康邊人民遊擊縱隊”（均經川康特委追認批準）。並決定利用國民黨欺騙群眾的《二五減租訓令》、《二五減租條例》，以合法的麵貌出現，在群眾基礎較好的大邑地區發動聲勢浩大的“二五”減租群眾鬥爭。在此基礎上，待解放軍進入四川時，打出旗號、拉出隊伍，展開武裝遊擊活動，迎接解放。這時，還決定李維嘉重返大邑移居龍泉鄉掌握鬥爭全局，李安瀾具體組織“二五”減租鬥爭，會議即暫告結束。
這次會議後，大家按照既定的方針和分工返回各自的崗位，開始了新的戰鬥。李安瀾返回大邑後，分片召開了大邑、崇慶、邛崍、新津接壤地區黨的會議，進行傳達和具體部署“二五”減租鬥爭；然後，各地又分片逐層召開會議，培訓農民積極分子100餘人；接著，黨員骨幹以各種方式發動組織農民，連發動婦女、兒童也有人分工負責。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即農曆的八月間），正是地主收租季節，以大邑縣三岔、元興、王泗3個鄉為中心的“二五”減租鬥爭開始了。李安瀾負責指揮並和在龍泉鄉的李維嘉保持聯係，及時研究鬥爭情況和策略。共產黨員裴瑛擔負具體聯係的工作，共產黨員宋元芳、陳啟弟、謝德民、蔡曦、王漢卿等分別負責組織領導各鄉的農民群眾，鬥爭由農民群眾出麵。
這場轟轟烈烈的減租鬥爭主要有5個回合：
第一個回合是9月下旬（農曆八月初）在三岔鄉減劉老八的租。此人是大惡霸劉文彩的侄兒、唐場鄉大隊長，外號人稱八老虎，又是當地有名的惡霸。劉老八派管家楊信孚帶著5個狗腿子和20多輛雞公車到三岔鄉與王泗鄉交界的靜林寺收租，共產黨員和地下工作者蔡曦、謝德民和黃文祺、唐曦、董文舒聞訊後，隨當地農民群眾一起趕來，要楊信孚等狗腿子們按照國民黨政府頒布的減租告示減租。狗腿子們威風頓減，但還是抵賴不減，農民便把糧食和狗腿子們一齊扣下，並開槍示威，逼迫他隻好同意減租，還把他們的1支槍繳了。
第二個回合是在元興鄉減租。劉文彩的侄孫劉世榮得知劉老八碰了釘子，便作了準備，帶了二三十名武裝出來收租。黨組織得到情報後，立即組織了400多人槍前來，俘虜了劉世榮，繳了地主武裝的槍。嚇得他們連聲叫饒，租穀照減。
第三個回合是減唐場鄉地主李全盛的租。這時，三岔、元興、蘇家等幾個鄉已搶收了租的地主，都在農民的強迫下退了租，但李全盛卻抵製退租。黨組織便動員了四五百人，衝進李全盛的家，打開倉門，不到半天，就收回了兩倉租穀。
第四個回合是減元興鄉的惡霸地主王伯卿的租。這個惡霸地主囂張地說：“別人的租減得，我王伯卿的租就減不得，哪個要減就試一試！”他還把要求減租的農民送到鄉公所關押。這次黨組織出動了200多武裝，把王伯卿抓了起來，迫使他減了租穀，還交出了3支手槍、10支步槍和1挺機關槍，並賠了50塊大洋的子彈費，放出了被關的農民。這樣一來，各鄉的農民都積極響應了，有些人自動參加減租鬥爭，大邑縣的元興、三岔、蘇場和邛崍邊境的童橋等地的農民都行動起來了。
第五個回合是同以大惡霸劉文彩為首的地主集團的鬥爭。劉文彩家糾集了四五百人槍，沿著唐場鄉到安仁鎮的斜江流域一帶布防，要鎮壓減租鬥爭。黨組織則出動了三倍於敵的武裝力量進行對抗。劉文彩一夥見形勢不對頭，就派川軍24軍的一名退伍團長和當地的鄉長來談判，最後被迫接受了農民提出的4個條件：1.劉家一律減租；2.保證農民代表的安全；3.不準奪佃；4.賠償子彈費150塊大洋。為了配合壩區開展轟轟烈烈的減租鬥爭，黨組織在山區江鄉的黨員李天俊、殷鑒、牟嘉禮、牟嘉勳、邱升廷和“民協”成員張澤光、黃文祺等，打起鄉公所和肅奸隊的旗號，組織了江、安順兩鄉的300多武裝，3次襲擊劉文彩委任的山防大隊長、雙河鄉大匪首郭保之；爭取了雙河鄉長鄭升高，他也率100多人槍的隊伍參與打擊郭匪。這一行動，牽製、打擊了惡霸劉文彩集團的力量，壯大了山區黨組織的武裝力量。這時的劉文彩本已重病在身，在遭到減租運動打擊和解放軍進軍大西南的形勢下，不久即在恐慌中氣急身亡，因此，這個作惡多端的大惡霸未能受到應有的懲辦。此後，減租鬥爭廣泛地開展起來，波及周邊縣、鄉。這場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相結合的減租鬥爭，震撼了川西平原，在國民黨的後院燃起了一把火，鼓舞了群眾的鬥誌，也鍛煉了黨領導的農民武裝，成為下一步打出遊擊隊旗號、在解放軍發起的成都戰役中配合作戰的前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