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人物的沉浮
高中華
1921年7月23日至8月5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參加會議的代表共13名，分別是: 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湖南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陳潭秋，山東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代表陳公博、包惠僧(他也是受陳獨秀的派遣出席一大的)，旅日代表周佛海。他們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有52人或53人兩種說法）。據李達回憶：“代表大會代表的產生，是以地區為標準，不是以黨員人數為標準的。七個地區，每個地區產生兩個代表，東京雖然隻有兩個黨員，也產生兩個代表，但其中隻有一人回國，所以隻有一個代表出席。”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也出席了會議，一共15人參加了會議。大會先後舉行了六次會議，起初大會在上海法租界召開，由於第六次會議進行時遭到法國巡捕的搜查，為了安全，會議轉到浙江嘉興南湖一條遊船上舉行。中共一大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是“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消滅資本家私有製”，以及聯合第三國際。大會討論了實際工作計劃，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大會選舉產生了黨的領導機構,一致推選陳獨秀、李達、張國燾三人組成“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由陳獨秀任書記，李達、張國燾分別負責宣傳和組織工作。
這次大會是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舉行的。參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在一大後走過了不同的人生軌跡和革命道路：有的始終堅守無產階級革命信仰，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甚至革命未成身先死；有的背棄這一信仰，成為無產階級陣營的叛徒；有的雖然一度脫離出黨，但最後仍回到黨的懷抱。中共一大代表的人生沉浮，有的是由於對黨的認識不同，有的是目標理想存在差異，所以他們的人生結局也不盡相同，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自始至終領導中國革命，並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代表性人物：毛澤東和董必武
（一）毛澤東
毛澤東（1893～1976），字潤之（或潤芝、詠芝），筆名子任，出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衝（今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一個富足的中農家庭。1911年春，到湖南長沙湘鄉駐省中學求學。1912年，考入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學校，次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該校後來並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 1918年4月，與蔡和森等人創建新民學會。1918年夏，卒業於湖南第一師範學校。1919年7月，他在長沙創刊並主編了《湘江評論》（後被軍閥張敬堯查封）。1920年在上海結識《新青年》主編陳獨秀，陳獨秀委托他在長沙銷售《新青年》雜誌，同時受到陳獨秀的影響,毛澤東開始傾向共產主義。1921年6月，他接到赴上海參加中共一大的通知，即於6月29日下午與湖南另一位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滬。他們到上海後，住在博文女校裏麵。據一大代表包惠僧後來回憶：“當街的兩間中靠東的一間是張國燾、周佛海和我住的。張國燾也不常住在這裏，他在外麵租了房子。鄧中夏到重慶參加暑假講習會路過上海，也在這間住了幾天。靠西的後麵一間是王盡美、鄧恩銘住，毛澤東是住在靠西的一間。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個人住。……除了毛澤東睡在一個單人的板床，是兩條長凳架起來的，我們都是一人一張席子睡在地板上，靠東一邊的幾間房屋當時是空著的。”毛澤東當時之所以受到“特殊照顧”，一是個子較高，二是睡覺時愛打呼嚕。
在中共一大上，毛澤東和劉仁靜一起擔任會議書記員。對於毛澤東參加一大時的表現，當時的代表有兩種回憶：一種說他比較活躍，善於思辨；另一種則說他比較沉穩，勤於思考。他的確沉穩，善於聽取大家意見，但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他頗具見解，勝過他人。1979年3月劉仁靜在答複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者關於毛澤東在一大會議上發言的內容是什麼時說：“在‘一大’會議上，毛主席很少發言，但他十分注意聽取別人發言。毛主席在北大圖書館當辦事員時，就與我認識了，我當時覺得他對報紙很重視，無論什麼報紙他都看，不管是反動的或進步的報紙。” “在我的記憶中，毛澤東在一大上采取謹慎謙虛態度，不輕易發表意見，也沒有堅持什麼特殊主張，很難將他突出來作為某種主張的代表。”
1921年8月，一大召開後毛澤東返回湖南。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書記。1922年5月，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成立，任書記。7月，赴上海參加黨的二大，因沒有找到會議地址，未能出席會議。他也沒有出席1925年的中共四大和1928年的中共六大。他在中共七大上講話時說：“有些同誌未能當選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聽，很著急，其實這沒什麼，就拿我來說，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逢雙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在1923年廣州召開的黨的三大上，毛澤東被選入中央局，當選為中央局五個委員之一，並擔任秘書，相當於中央秘書長的職務。在1924年1月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2月，到上海，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組織部秘書等職。1925年1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四大上，毛澤東落選中央局委員。1925年9月，到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工作。1925年10月，毛澤東代理中國國民黨宣傳部部長。1926年1月，在國民黨二大上再次當選中央候補執行委員。1927年3月，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同鄧演達等創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
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一起探索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毛澤東是黨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者。不過在中央蘇區初期，他在黨內也幾經沉浮，先後被免去了中央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紅一方麵軍總政委和前敵委員會書記等職務，被剝奪了對紅軍的指揮權。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的正確思想開始得到認可，被選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1943年3月20日，在延安舉行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設立了中央政治局主席一職，並推選毛澤東擔任這一職務，同時由毛澤東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從而在組織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1942年2月，領導發動了延安整風運動。通過延安整風運動，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1945年中共七大上，設立了中央委員會主席一職，推選毛澤東擔任這一職務。他領導中國共產黨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國。
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選舉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主席。1959年，這一職務由劉少奇接任。此後，毛澤東一直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國共產黨中央軍委主席。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關於毛澤東的曆史評價。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概括了毛澤東的功績：“毛澤東同誌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勳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敗以後，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鬥。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
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的曆史地位作出全麵、公正、實事求是的科學結論，認為，“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勳。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1993年12月26日，江澤民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高度評價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曆史功勳，他說：“毛澤東同誌最偉大的曆史功績，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領導我們黨和人民，找到了一條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結束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曆史，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製度。接著，他又從中國實際出發，開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
2003年12月26日，胡錦濤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紀念大會上講話，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豐功偉績：“毛澤東同誌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麵貌的一代偉人。他不僅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重要的物質技術基礎，而且積累了在中國這樣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後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為古老的中國趕上時代發展潮流、闊步走向繁榮昌盛創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同樣，毛澤東的曆史功勳也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許多國家領導人紛紛發來唁電，歐洲共同體主席奧托利稱毛澤東主席“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英國首相卡拉漢說：“中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對他的無與倫比的紀念。”英國保守黨領袖、前首相希思說：“曆史將說，從他的人格和成就而言，他是現代最卓絕的人物之一。”法國總統德斯坦說：“由於毛澤東的去世，人類思想的一座燈塔熄滅了。”瑞士聯邦主席格內吉說：“他是一位舉世無雙的人物。”等等。
（二）董必武
董必武（1886～1975），原名賢琮，又名用威，字潔畬，號璧伍，出生在湖北黃安縣（今紅安縣）一個清貧的教師家中。1903年考取秀才。1905年考入湖北文普通學堂，1910年畢業，獲清朝學部授予的拔貢學銜。後在黃州任教員。1911年參加了辛亥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14年考入日本東京私立日本大學學習法律，在日本加入孫中山創建的中華革命黨，也是國民黨的元老，在黨內有很高威望。1915年6月回國從事反袁活動，兩次被捕入獄。1916年出獄後再度赴日本。1918年回國，參加護法運動。1919年在上海參加了五四運動，後創辦武漢中學，教授國文。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董必武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他總結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教訓，對比俄中兩國革命成敗的經驗，認識到中國的獨立，如果繼續走孫中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須走列寧的道路，他逐步實現了由激進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重大思想轉變。1920年夏天，董必武接到李漢俊從上海的來信，告知上海已成立共產主義小組，請他在武漢成立類似的地方組織。9月，董必武等人在武漢建立中國共產黨湖北支部，並負責湖北黨支部的工作。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來信，要求推選兩名代表，出席即將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一大。他與武漢小組另一負責人陳潭秋被大家公舉赴會。董必武曾自述參加中共一大的情況：“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1年7月在上海舉行。(建立了支部的)每一省派兩名代表參加，……湖北省派陳潭秋和我……這第一次大會的全部曆史資料，都已失去了。我們決定了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宣言，可是現在我們連黨的這個最重要文件的抄本也沒有。那時候，武漢中學是湖北省的共產主義中心。我們五個人成立了黨支部，不久，在我的最進步的學生中，有十人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團支部。在黨支部的五位發起人中，有三人後來脫離了黨。一個成了自由主義者，一個現在在南京，還有一個在漢口當律師。隻有陳潭秋和我保持著信仰。我不曉得陳潭秋現在下落如何，但我相信他仍在人世。沒多時，武漢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共產主義據點了。我們計劃開辦一所外語學校，作為一個開展宣傳工作的中心，一位名叫馬馬耶夫的俄國共產黨員和他妻子到武漢來教外語，但這個計劃沒法實現，所以他們回上海去了。1921年，黨擴展到工業中去。”
中共一大召開後，董必武曆任中共武漢區委委員、湖北民運部部長、湖北省委委員。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領導籌建了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並擔任湖北省國民黨工作委員會主任。在國民黨二大上，董必武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大革命失敗後，他先到日本，1928年赴莫斯科，在中山大學、列寧學院學習。1932年，董必武回國後來到瑞金，擔任紅軍學校的政治指導員。後來，他負責辦中共中央黨校，出任教務長、副校長。1934年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當選為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最高法院院長，並出任工農檢察委員會副主任。1934年10月，隨同紅一方麵軍參加長征。到達陝北後，他先後出任中央黨校校長、陝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1938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增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抗戰時期及抗戰勝利後，董必武在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率領下，同國民黨先後在重慶、南京進行了長期的談判。1945年，他代表解放區參加舊金山聯合國的製憲會議，並在《聯合憲章》上簽字。
新中國成立後，董必武長期擔任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職務，他先後擔任過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政務院副總理、政務院政法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等職務。1975年1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同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終年90歲。
作為一位忠厚長者，董必武終生信仰馬列主義。1986年３月５日，在北京舉行了紀念董必武同誌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同誌到會並講話，稱讚董必武：“從一個清末的秀才，成長為一個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者，又成長為一個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這中間走過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他親眼看到過舊中國幾個朝代統治的黑暗和民族災難的深重，經曆過幾個時期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風雨。他對中國的曆史、文化和社會狀況有深切的了解，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鬥爭生活有豐富的經驗。他沒有被舊的曆史文化知識所束縛，沒有被局部經驗所限製，而是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指導下，把這些知識、經驗提煉、升華為正確的思想原則，指導自己的革命行動。他不斷從毛澤東思想中吸取精神營養。他的一些獨創性的思想成果，也充實和豐富了毛澤東思想的寶庫。正是由於具有這種思想基礎，他才能夠在極其複雜的革命鬥爭中，在一些重大的曆史轉折關頭，正確掌握並堅決執行黨的綱領和政策。他在黨內政治生活中總是立場堅定，是非分明，表現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度的黨性。這是特別值得稱道的。” 這些評價是極為中肯、恰當的。
二、在革命道路中為黨犧牲的代表性人物：何叔衡、鄧恩銘和陳潭秋
（一）何叔衡
何叔衡（1876～1935），譜名啟璿，學名瞻岵，出身在湖南寧鄉縣一個農民家庭。1902年考中秀才。1911年，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何叔衡與毛澤東相識，成為終生摯友。1918年4月，他與毛澤東等發起成立新民學會，傳播革命理論，任執行委員長。1920年與毛澤東等發起組織俄羅斯研究會。同年，兩人共同發起成立長沙的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7月，何叔衡與毛澤東赴上海一起出席了中共一大，當時他45歲，是參加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長的。中共一大召開後，何叔衡與毛澤東著手籌建湖南黨組織，10月，中共湖南地方黨組織成立，毛澤東任支部書記，何叔衡任支部委員。蕭三在《毛澤東同誌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一文中追述：“一個秋涼的日子，在長沙城郊協操坪旁邊的一個小叢林裏，有幾個人在散步。他們一時沉默地站在樹叢和石碑中間，一時在叢林的小路上走動。彼此熱烈地談論著。在腳步緩重的毛澤東的身旁，走著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還有彭平之、陳子博、易禮容等。這幾個人這一天在這裏討論建立湖南黨支部的問題。這一天是民國10年10月10日，因此湖南黨組織正式成立日，曾被戲稱為三十節。”
1922 年5 月，與毛澤東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礎上建立了中共湘區執委會，毛澤東任書記，何叔衡任委員。為加強黨團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學習，培養革命幹部，他支持毛澤東提出的利用“船山學社”創辦自修大學的主張，利用捐資辦起了湖南自修大學，培養黨的幹部。這期間毛澤東推薦何叔衡到湖南第一師範學校附小接任他的主事的職務，何叔衡一麵教書，一麵培養發展黨員，他介紹他的好友薑夢周、謝覺哉等人入黨，這時的何叔衡被稱為湖南建黨的“老母雞”。毛澤東對何叔衡十分尊重，對他的辦事熱忱特別欣賞，稱“何胡子是一條牛，是一堆感情”，“叔翁辦事，可當大局”。何叔衡也常向人介紹說：“毛潤之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1927年5月，長沙發生“馬日事變”後，正在寧鄉指導農運工作的何叔衡為了尋找黨組織，毅然趕往長沙，不幸被捕，但他很快機智逃脫，到上海為黨創辦地下印刷廠，積極開展黨的地下工作。經組織安排，於1928年與徐特立等人一起赴蘇聯，出席了中共六大。不久，與徐特立、吳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編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班學習。據徐特立回憶，在莫斯科，我們幾個老同誌，政治上是跟叔衡同誌走的。
1930年7月，從蘇聯返回上海，被組織分配到全國互濟總會擔任總會主任，主要是負責組織營救被捕同誌，把暴露身份的同誌轉移到中央蘇區。這期間，他的兩個女兒、兩個女婿先後被捕，其中大女婿被殺害於長沙。1931年11月，何叔衡奉命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同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臨時中央政府工農檢察人民委員、內務人民委員部代部長和臨時最高法庭主席等職，在政府的9個部中兼任了3個部的部長職務。他堅持原則，注重調查研究，實事求是處理每一個案件，獲得廣大軍民的讚譽。
1933年冬到1934年夏，他受到當時“左”傾路線的排斥，曾在中央政府機關的黨總支召開的會議上受到批判，蘇區中央局機關刊物《鬥爭》也發表文章集中批判他為“右傾機會主義”，並被撤銷全部領導職務。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後，他未獲準隨軍轉移，留在中央根據地堅持遊擊戰爭。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鄧子恢等一批中央領導人從江西轉移香港途中，經過福建長汀縣，不幸被地方武裝民團發現包圍。何叔衡在生死關頭，起初不願拖累別人突圍，準備跳崖以身殉黨，身負重傷後仍奮力與敵人搏鬥，最後壯烈犧牲，時年60歲，實踐了自己“為蘇維埃流最後一滴血”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