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其要者，可以通神中國“文化熱”已經持續三十多年，大致與“改革開放”同時。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從保守走向改革，從落後走向崛起，外部世界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國人，有的外國人甚至想體驗另一種文化；而我們自己呢？要在躋身世界中做“大寫的中國人”，也希望深入自己，於是便有了持續的“文化熱”。
這場“文化熱”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表現為“毛澤東熱”，這是“轉型的困惑”；90年代直至前幾年，“說孔孟”、“侃老莊”、“品三國”，這是在傳統中尋找心靈歸依，有的則希望找到官場角逐與市場競爭的“法寶”；最近幾年的“文化熱”則處於徘徊狀態。“戲說”了那麼多，“調侃”了那麼多，“品味”了那麼多，頭腦中留下的印跡不過是夫子們的幾句箴言，“三國”、“明朝”的刀光劍影，以及許許多多瑣碎的東西。有個叫何塞·路易斯的西方人，他歸納出中西文化有4500個差異，如果從現象“流散”開去，還可以更多。這正應了一句老話：知其要者，可以通神；不知其要，流散無窮。現在的“文化熱”要結束徘徊，走出“流散”狀態，唯一的出路是深入下去，從根上知文化。
這使我想起曆史上“文化熱”的曲折：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是中國文化的亮點。之後，兩漢有儒學熱，有“今文經學”、“古文經學”之爭；魏晉有“玄學”熱，隋唐則“佛學”成為主流。尊儒既已失，尊道亦未為得，佛學也不能解決問題，於是開始了五代至宋初的文化徘徊。時代要求結束徘徊，開啟新的文化局麵，於是宋代範仲淹、張載、周敦頤、二程、朱熹等一批文化巨子應運而生。他們出入儒釋道，尋文化之根。範仲淹、張載倡“《易》《庸》之學”；程頤則認定“人心惟微，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心傳為儒學真諦，並歸之於《中庸》，以之融合儒釋道，開“宋學”先聲；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編為“四書”並作注，以之為理學教材，他把《中庸》定為“四書”之首，說：“不攻下中庸難底，難以議天下之事，讀天下之書。”程朱理學成為元明清的文化主流，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民族性格。
前言00知其要者，可以通神00當然，曆史不能簡單地類比，但是，尋文化之根，結束文化徘徊的道理是相通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DNA，它在一代一代的傳承中，既有遺傳，又有變異。“變異”是民族在生存發展過程中適應時代和環境的結果。這種適應性也積澱在新一代的DNA中。
對於中國人，最難讓世界理解的仍然是我們身上揮之不去的中庸。中庸，中國人性格的最深秘密，理解中國人性格的鑰匙。中國人性格的秘密不在乎具體的是是非非，而在於中庸所起的微妙作用。在有些方麵，中庸是中國人的智慧，是中國人做人的機趣，是寶貴的精神遺產，是文化優勢；而在另外一些地方，或者因為簡陋，或者由於曆史歧途或環境因素，中庸成為誤區，成為民族的劣根性。《中庸》說：“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世界正發生關鍵性轉折。我們生活在必須改變自己生活、思想和處世之道的變革中。中國人，你想不想品一品你身上的中庸，看一看自己的影子？——隻有深入自己，才有健康的自信和自覺的改進，適應時代變化，做大寫的中國人。所以，當代文化大師林語堂說：“不理解中庸，難登中國文化之堂奧。”“文化熱”到了該直麵中庸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