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政治抒情詩中，我自己比較看重的是反映改革開放艱難曲折進程的那些長詩和短詩，因為這場深刻變革關乎祖國的前途命運，我的心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而搏動。
我並不主張現在的年輕詩人都去寫政治抒情詩。但是，一個時代的詩歌與同時代的政治生活完全隔絕，這也不是正常現象。現實生活中永遠存在著矛盾，詩歌永遠要為國家的獨立、統一、強盛歌唱，要為社會生活的公正、公平呼號，要為人民生活的安定、寧靜和幸福吟唱。有頌歌、有讚歌，也必然會有揭露、有批判。詩歌可以有多種流派、各種風格，但就一個時代的詩歌總體麵貌而言，對社會現實生活中的矛盾不能回避，回避隻能使詩歌自身走向衰落，離社會現實生活越來越遠，離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訴求和向往越來越遠。詩歌要追求人類和人性的“終極關懷”，這本身沒有錯，但不能把它當作規避社會現實生活的“遁詞”。
五、我的長詩
謝冕先生在序中談到我的長詩時，對我的《貓耳洞奇想》講了不少讚揚的話，而對我的《國風》和《前夜》則說，它們雖然也是“抒寫革命曆史並展示詩人革命胸懷的，其胸襟之博大，思想之深邃，也是相當引人注目的。但不及組詩《貓耳洞奇想》給我留下印象之深刻。”謝冕先生對我長詩的評價入木三分，其中甘苦，唯我心知。
李瑛先生序中說：“詩歌創作是屬於感情領域裏的形象思維活動。”我後來感悟到，雖然詩歌創作並不完全排斥理性思考，但從本質上說，詩歌創作是以情感活動為先導，輔之以理性思考，這個主從關係是不能顛倒的。一旦顛倒過來，以理性思考為主導，即使勉強鋪陳成“詩”，也寫不出上乘之作來。歌德所說“思想在行動之前，就像閃電在雷聲之前一樣”，我想那一定有一個前提：即詩人已充分掌握了來自現實或曆史的創作素材，就像天空出現閃電和雷鳴之前一定先聚合了雨雲，這些創作素材在詩人心中已經充分“發酵”，激發了他的創作衝動，到這時才進入“思想在行動之前”的創作階段，詩人通過理性思考“用思想照亮詩行”，伴隨電閃雷鳴下一場酣暢淋漓的好雨。如果手裏先有一隻思想“盤子”，再到自助餐廳去“配菜”，把盤子填滿，這樣的操作程序是寫不出好詩來的。
《貓耳洞奇想》這組詩，從總體氛圍到一人一事，甚至每一個具體細節，都來自我身在其中的戰場環境和戰鬥生活。我身處戰爭環境，情感活動異常活躍，思想海闊天空地翻騰，那些詩句自然而然噴湧而出。讀者和詩評家說這組詩好，那是因為這組作品的產生符合詩歌創作規律。
詩情的湧流源於情感活動，而不是發端於理性思考，但我的長詩創作沒有完全遵循這條創作規律。從前線回來，麵對改革開放初期的複雜形勢，我如岩漿般翻滾的戰鬥激情開始冷卻，轉而陷入了冷峻的思考之中。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寫出了長詩《國風》和《前夜》，下的工夫遠遠超過《貓耳洞奇想》，但由於它們總體上是理性思考的產物，效果反而不如《貓耳洞奇想》。《前夜》這首長詩，寫的是新世紀到來的前夜，我對21世紀中國前途命運的思考。前半部分發表在《人民文學》，後半部分發表在《昆侖》。前半部分雖然獲得了《人民文學》創刊四十五周年優秀作品獎，那是因為當時沒有其他人以詩歌形式去寫這樣的重大題材，它雖然有一定思想深度，但在詩歌藝術上並無長處可言。
故曰：詩非頓悟不知門，勉為其難無好詩。
六、我的詩友
我編這套詩集，最早是受了好友周濤的鼓動。2005年，解放軍出版社為周濤出版了一本由他自己編定的《周濤詩年編》，洋洋大觀，異常精美。周濤鼓動我說：“你也編一本。”我說，我的詩不能和你比。周濤比我年輕七歲，但他寫詩成名比我早十年，並且是新邊塞詩的標誌性詩人，他的詩在讀者中的廣泛影響，我難以企及。他的散文和詩歌同樣出色，聲名遠播。我喜歡讀他的東西，看著看著就會有火花迸出來，眼前一亮。我這點自知之明還是有的，當時沒有“盲目跟進”去編我的詩。去年完成了《戰爭史筆記》的寫作，今年有了一點空閑。雖然七八年過去了，我忽又想起周濤鼓動我編詩集的事，覺得是該把自己的詩“歸攏”一下了。但我寫的詩質量參差不齊，篇幅長短不一，搞年編效果不一定好，於是決定搞類編，分三集，成為現在讀者看到的樣子。
我貿然闖進詩壇，能夠有所收獲，要感謝眾多詩友的熱情支持和幫助。我在南疆前線寫詩的起步階段，最先得到了周政保、劉方煒、劉立雲等人的幫助和鼓勵。劉立雲和簡寧、蔡椿芳到前線去采風，最早把我的《鋼盔》和《迷彩服》用電話傳回北京發表在《解放軍文藝》上。為我第一本詩集《奇想》作序、寫評的是周政保，責編是劉方煒，他們兩位也是到前線去采風時與我相識的。當時在前線負責創辦戰地詩報《橄欖風》的是劉世新和張國明，兩位年輕人對詩歌的滿腔熱情感染了我。劉世新英年早逝，令我扼腕。
從前線歸來，回防石家莊，我和當時的河北省作協主席堯山壁、詩人劉章、劉小放等都交上了朋友。堯山壁為我的詩歌和散文寫過好幾篇評論，對我的業餘創作給予過具體扶持幫助。
我那時每次到北京來開會，隻要晚上能抽出一點時間，都會到韓作榮家裏去同他聊天。他抽煙很厲害，書房內滿屋子都是煙，他不停地用茶壺喝著濃茶潤嗓子。他在《人民文學》擔任副主編、主編那些年，每年都要簽發我一兩組詩。韓作榮對詩歌的要求比較嚴格，也很直率，我送去的稿子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當麵直說，我喜歡他這樣。他的嚴格要求，迫使我每次給《人民文學》詩稿都要掂量一下是不是拿得出手。葉延濱在成都擔任《星星》主編時就發了我不少戰地詩歌，後來他到北京當了《詩刊》主編，我也到了北京，他一如既往，從來不壓我的稿件，發了我許多詩，有些稿子都發頭條。在軍內，對發表和出版我的詩歌、散文作品支持最大的，是當時的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社長程步濤。我獲得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的詩集《地球是一隻淚眼》，就是他擔任社長期間為我出版的，責編是現任《軍營文化天地》主編餘戈。那本詩集參評和獲獎的過程我全然不知，公布後有人給我打電話才知道。我當時還在工作崗位，工作走不開，頒獎會也未能出席，委托張同吾代表我領的獎。
張同吾也是我的同齡好友，他跟蹤評論我的詩歌創作二十年，對我的創作情況了解較多。張同吾是熱心人，曾擔任中國詩歌學會秘書長許多年，正值文化轉型期，他為繁榮詩歌創作、團結新老詩人到處奔忙，做了大量工作，真可謂嘔心瀝血，終於積勞成疾。我在此祝他早日康複，來日重敘友情。
2012年7月6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