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九·一八”，日寇猖獗，國將不國，抗戰遂成國人第一良心。勇者禦敵，才不至於全中國人都淪為亡國奴。其它良心，不得不往後擺擺。故當時宣傳抗日的學生，振臂高呼之語中每有這麼一句——“有良心有血性的中國人，我們要……”
到了1949年以後，似乎終於可以講講良心問題。發展到後來也不能，為了鞏固和維護階級的專政，於是批判文化中的人性論，將人道主義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簽。連人性也不許講了，連人道主義也視為有害無益的主義了，那麼“良知”、“良心”這一類詞，便隻有從中國人的詞典中被剔除了……
“文革”是怎樣的一個時代，無須贅述。
八十年代，文化和文學，顯然也又要重構社會的良知價值取向。然知識者們傷痕猶疼，心有餘悸，戰戰兢兢，並未完成那一初衷。
九十年代中國邁入了商業的時代，於是大講“優勝劣汰”，信奉起金錢萬能，勝者通吃來。我認為，將商場規律泛化向全社會，實際上是“泛達爾文主義”至上，這才是有百害而無一益的。
現在，我麵對的這一本書，開宗明義地講良知問題，我覺得，無論講得怎樣，終究是有些必要的。故我願為這樣的一本書作序。
這書中舉了一樁樁違背良知之事，有些事當初我便從報上讀到過。然今日讀來，心靈仍受衝擊。
我在此講兩件有良知的事吧，算是對此書內容的補充：
許多人都知道的，費孝通先生是潘光旦先生的學生，費先生一向極為尊敬潘先生。“文革”期間，潘先生一家被逐出原址，居一小屋，擺不下床，全家鋪席睡在水泥地上，潘先生由而關節病愈重，何況他自幼還殘疾了一腿。那時費先生也早已成為“右派”，與潘先生為鄰。他心痛他的老師，親手為老師織毛襪子。某夜潘先生腹痛難忍，費先生家中又沒有任何藥，隻得將老師擁抱懷中。而潘先生，就在學生的懷中咽了最後一口氣……
費孝通先生，即使在瘋狂的暴力盛行的年代，內心良知之燭不滅也。
傅雷先生夫婦不堪淩辱，雙雙吸煤氣死後，無人認領的骨灰，三日後將被處理，也就是當垃圾扔掉。有位上海的江姓女士，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市民，然讀過傅先生的書，心存敬意。是以前往火葬場，極力爭取，要得傅雷夫婦的骨灰，冒險予以保藏。她因為同情傅雷夫婦的言論，自己也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文革”結束，傅雷二子自國外歸，從江女士處得父母骨灰，極欲給予物質報答。江女士堅拒之，最後僅答應接受一張傅聰專場音樂會的門票。甫一結束，悄然而去，從此遁出傅氏兄弟的視域。
良知幾重？它像靈魂一樣，無秤可稱。……
然而，若人世間全無了良知，那樣的人世，又究竟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呢？
我想，本書兩位作者的意圖，也正是要表達這麼一種意思吧？
2009年6月25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