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見到謝鐵驪老師時，又是在北影院內的路上，當時他身旁圍著些記者。我欲繞行，他又叫住了我。
我隻得走過去。
他說：“關於電影的人民性，你對他們講講。”
我紅了臉說：“采訪的明明是你，我講什麼呀？”
“版權屬於你嘛。沒碰到你，另當別論。既然你在這兒了，我不能不尊重版權所屬人啊，是吧？你說你說，你說的是原版。”又問記者們：“你們是不是想聽原版的？”
我所熟悉的那一種狡黠的微笑，就又浮在他那永遠給人以親切印象的臉上。
我隻得說。
當我們離開記者，並肩走著時，他說：“有人覺得你是我的死黨。”
我說：“是嗎？”
他說：“咱們為了避嫌，要不你以後發現我，還是繞道走？”
我一時不知說什麼好。
他又說：“如果那對你是件困難的事兒，我以後繞著你走也行。”
我說：“我又沒犯什麼錯誤！”
他說：“現在是沒有，誰知我以後怎麼樣啊！中國人活得都挺不容易，犯個把次錯誤很容易。”
我不由得駐足看他，卻見他滿臉燦爛的笑容，笑得孩子般的無邪，這才明白他是在一路打趣……
九十年代初，中國電影家協會組成電影代表團出訪日本，成員名單上有我。我那年已調至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因老父親病故，長久難以從悲痛中自拔，決定不去。
影協方麵又打電話來說：“謝鐵驪同誌是團長，他很希望你去。”我立刻說：“那我去。”
二
我是個喜歡開玩笑的人。在我看來，謝鐵驪老師基本上是個不苟言笑的人，隻偶爾幽默一下罷了。那次訪日，完全改變了我對他的看法，原來他竟是一個連骨頭裏都可能積澱著幽默的人。簡直可以這樣說，沒領略過謝氏之風趣的人，就等於根本沒有真正認識他。
在機場，相見後，他提醒地問：“你的包呢？”
他知我記性差，怕我丟了包，足見他這位團長，當起來也像當導演一樣細心的。
我左手拎一紙袋，右手拎一紙袋，答曰：“就這些。”
“就……這些？……”
他一臉訝然，繞我三匝，站我對麵，上下打量我。
我穿一雙舊皮鞋，鞋幫有皮補丁，卻赤著腳；褲子洗過幾遭，縮水了，露踝。
他又說：“腳脖子還挺白。”
我說：“男人對男人，不欣賞腳。”
他說：“別自作多情，我怎麼那麼愛欣賞你？我是以團長的身份，對你表示不滿。上身西服，不紮領帶，卻扣著襯衣領扣！腳穿皮鞋，還不穿襪子。明明出國嘛，竟不帶包，拎兩紙袋兒！你對我當團長有意見？”
我說：“沒有呀。”
他說：“那你這麼出中國電影家代表團的洋相？我們幾個，知你是代表團成員；到了日本，警惕性高的日本警察，興許覺得你是個可疑的中國人！”轉身問其他成員：“對不對？”
大家就都說：“對！團長說的太對了！”
“日本剛發生地鐵投毒事件，團長，他這樣子跟咱們出國，有你操心的！”
他就歎曰：“唉，我謝鐵驪的命啊！”
大家皆笑。
還不到辦手續的時間，周圍又沒地方可坐，幹站著多沒意思，他就指著我拎的一隻紙袋兒，繼續拿我開心：“這隻紙袋兒還印滿了小紅心，不夠一百個，也有八九十個！原來裝著某女士送給你的東西吧？”
我說：“不是中國心，是日本心，一位日本女性來北京，到我家訪問過我。這是一隻日本禮品袋。”
他又轉身對大家說：“都聽到了吧？他如果在日本出什麼緋聞，那是和我這團長沒什麼關係的！日本禮品袋兒肯定不僅這一種帶這麼多小紅心的，人家偏偏選擇這一種袋子，意味深長嘛！”
我裝無邪，成心誘他調侃，清白無辜地說：“人家年齡比我大。”
他說：“那更複雜了！都作證啊，我沒登機就開始操心了，我可是有責任感的團長！”
大家就又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