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風》《開著火車進北京》都屬於主旋律題材的電影。拍此類電影，曉陽同樣是激情飽滿的。但是我知道，他的電影夢確實另有寄托……
2000年以後，又長了10歲的曉陽，遠赴新疆拍了連續電視劇《阿凡提》，並且認識了後來成為他妻子的維族歌唱家阿麗貝賽爾，於是高高興興地結婚……
婚後的曉陽過了一段幸福的日子，漸漸發福了。
於洋老師和楊靜老師也為他倍感欣慰。
在他們的家中，楊靜老師有次滿麵春風地對我說：“我們的家，有台灣女婿、維族女兒，還有我這個蒙族媽媽，於洋這個漢族爸爸，是一個兩岸關係和睦，民族團結的大家庭。”
接著我和於洋老師、楊靜老師又談起了曉陽，我們都認為作為導演，他該再拍電影了。
此時的北影已歸於中國電影集團。
而此時的中國電影，已經市場化、商業化。這意味著娛樂化電影成為主流電影。
過後我把曉陽請到我家，嚴嚴肅肅地問他：“曉陽，還想不想拍電影？”
他說：“想啊哥。”
我又問：“能麵對現實了嗎？”
他說：“慢慢學著接受現實吧。”
再問：“那現在想拍什麼樣的電影呢？”
答：“在主旋律電影和娛樂電影之間的那一類電影。”
我一愣。
他說：“哥，這話可是你在一篇關於電影的文章中寫著的。你認為中國電影應該把兩者之間接近空白的地帶填補上。”
我說：“讓別人去補上。你拍既能順順利利地通過，還具有一定娛樂性的那一類電影。”
他凝視我片刻，低聲說：“哥，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世故了？”
後來，他請我向他推薦劇本或可以改編為電影的小說，包括我自己的。
幾天後，我又請他到我家，接連向他講了幾種題材的幾個故事，他皆以沉默表示不感興趣。
我說：“那講最後一個故事。”
便概括地講了我的小說《紅暈》的內容：
2000年後的某年某月某日，中國登山訓練隊在某雪域山頂，發現了三具當年進行長征的紅衛兵；凍屍在某市的生命科學研究所被解凍了，居然活轉來。以當年偏僻落後的小縣城紅衛兵的眼來看今日中國之大都市，其發展變化定令他們目瞪口呆，恍如做夢……
他立刻大叫：“哥，咱拍這個，咱拍這個！……”
但這樣的電影，盡管立意是良好的，畢竟題材與“文革”沾邊；於是共商議，將三名紅衛兵改成一名女赤腳醫生……
電影局很快批準了選題。於是曉陽像一台能量充分的馬達般運轉起來——改劇本、分鏡頭、定攝影、組建攝製組……
他激動、自信、亢奮。
忽而聽說，中影集團公司又給了他新的任務；拍一部中韓男女青年之間的都市愛情片。
他隻得暫且放置《紅暈》，在電話裏和我告別了幾句，第二天，便前往外地選景去了……
回來的，卻是長眠不醒的曉陽。
他在電話裏跟我說的那幾句告別的話，成為與我的訣言……
今年是曉陽離開他的父母、親人和朋友們的第四個年頭。
楊靜老師告訴我——她打算將曉陽遺留下來的字稿整理成集，出版為一本書，以了卻他們夫婦對兒子的一樁心願。
我當即說：“那麼由我這個哥，為曉陽作一篇序吧。”
她說：“我們正是這麼想的。”
是以，在春節期間，我斷斷續續的，為我的曉陽弟弟寫下如上一些文字。
我想說，作為電影導演的於曉陽，他一生最大的最多時候的苦悶，不是別的苦悶，而是他與中國電影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苦悶。
但是我不認為，那一種苦悶，完完全全是外部的、客觀的原因造成的。我覺得，事實上，那一種苦悶，也由於他對中國電影過於一廂情願而又理想化的執著所致。
電影是足以表現理想的事物。
但是電影本身，尤其商業時代的電影本身，總體而言是大可不必理想化地去看待的事物。並且，過於自我地和它發生關係，也是不明智的。然而我又覺得，曉陽所經曆的那一種苦悶，有許許多多的電影導演，都是或多或少經曆過的。所以，那一種苦悶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它具有一定的文化性……
但願天堂也有電影這一回事，那麼我的曉陽弟弟，可以繼續在天堂裏去逐他的夢想了……
2000年1月25日於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