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詩人杜甫在《憶昔》詩中寫道：“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皆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唐朝社會經濟發達，購買力水平高，刺激外商紛紛來華貿易，賺取高額利潤。
太宗皇帝曾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
唐朝的強大，不僅統治者以以博大的胸懷看待外國，唐朝的百姓也充滿著民族自信心。統治者的開明政策，以及發達便利的交通，更加速外來探索的熱潮。
隨著盛唐時代的到來，陸地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暢通，大批外國商人、政府使節、宗教徒等經陸路和水陸大量湧入唐朝境內，在絲綢之路沿線，在長安、洛陽、廣州、揚州等重要的商業城市都有大量的外國人、外族人居住。他們來中國的目的不一而足，有出於獵奇的，有心懷野心的，有為了經商謀利的。
在現今的考古中，經常可以發現各種形象的外國人俑。這些深目高鼻的胡人蕃客，是當時中外經濟交流的具體實現者，也是中外思想觀念、宗教、藝術和科學技術交流的使者。
唐都長安儼然是國際大都會，僅接待外國使者、賓客的機構鴻臚寺就擁有外國人四千多。
在長安西市有來自中亞、西亞的許多胡商擺攤設點，酒店裏有美貌如花的胡姬招徠生意，詩人李白常來此光顧，詠歎“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
留寓長安的外國人因追求不同的目的而異其居處。
移居長安的周邊少數民族，如突厥人進入長安的就有上萬家。大量外國人、外族人長期在唐朝生活，與漢族雜居，或娶妻生子，入籍唐朝，帶來了外國文化，邊地風俗；從衣食娛樂，到宗教信仰，都對唐朝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
到唐朝經商的外國人首推中亞河中（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地區俗稱粟特地區的粟特人，因這一地方有眾多小國，國人皆以國為姓，故漢籍又稱他們為九姓胡人。
九姓胡人尤善歌舞，如曹姓的曹保、曹善才、曹綱是琵琶世家，安姓的安萬善是篳篥高手，米姓的米禾稼、米萬磓是婆羅門舞專家。康國的胡旋舞，石國的胡騰舞、柘枝舞傳進唐朝，深受喜愛，贏得幾多詩人作詩稱歎，上下百姓爭相效仿，正所謂“伎進胡音務胡曲”，“洛陽家家學胡樂”。
對這些外來音樂，唐朝廷一方麵大膽引進，如把康國樂、安國樂以及龜茲樂、疏勒樂、高昌樂、天竺樂、高麗樂列入國家大典運用的十部樂之中；但對不符合國情的玩意兒則加以禁止。
如在入冬時節表演的潑胡乞寒戲，以其衣著不潔，露體不雅而下令禁斷。
波斯與阿拉伯商人也在這一時期或從陸路，或從海上進入唐朝，他們以經營珠寶著稱，動輒獲利巨萬。通過他們，菠菜、蜜棗、胡餅、三勒漿等食品及吞刀吐火之類的雜技進入唐朝社會；而造紙、織錦等手工業技術也輾轉傳至西方世界，使那裏的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
隨著西域胡人的到來，其信仰的伊斯蘭教以及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在唐朝內地傳播。這些外來宗教，特別是早已在中國流傳的印度佛教，滲透到唐朝社會的方方麵麵，對哲學、文學、語言學、建築、藝術等均產生了巨大影響。
外國人及外族人影響於唐朝社會的，還有衣食化裝，流行時尚。
唐朝初期，社會風氣還比較保守，婦女出行時頭戴冪籬，長可過膝，遮蔽全身。其後學胡人，戴胡帽，穿翻領開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麵，無複遮蔽。仕女化裝追求時興，如發型仿效少數民族，有烏蠻髻、椎髻；麵飾則有吐蕃妝、回鶻妝等。
開元、天寶時期，大量外國人及周邊少數民族充斥長安，長期與漢人雜居，相互習染，社會風氣一度甚至出現了“胡化”苗頭，引起世人的擔憂。
唐王朝不但沒有禁止，反而積極吸納外來文化的精華，不斷豐富自身營養，將胡風夷俗，融聚為中華文明，創造出更加絢麗多彩的盛唐文化。
這一宏闊氣象，曾有詩句言：“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
在這種繁華盛世之時，伶舟綢莊的倉庫內，正傳來艱難饒舌的學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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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對盛唐社會狀況的描述，借鑒和摘錄自百度百科，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