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嶺南的西醫傳播及其中西彙通思潮形成1
《嶺南醫學史（上）》第五章“明清時期嶺南與海外醫藥文化交流”描述了明清兩代廣東成為我國中外文化彙通之樞紐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區域。廣東有其廣闊海岸線及優良港灣，有特定的地理環境與曆史條件，明清之季西洋文化首先自廣東傳入。醫藥救傷扶危，最易取得民眾同情，故西學東漸以醫學為先導。本書結尾言及至清代中葉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第二次西洋醫學的傳入改變了中國傳統醫學的格局，近代西方醫學通過在廣東建立醫院診所、創辦醫學校、翻譯西醫書出版西醫期刊等途徑得到傳播，醫學改良思潮及中西彙通探索與醫療衛生行政管理，成為本章重點內容。
第一節近代西洋醫學在廣東的傳播
明清時期廣東中西醫學交流的結果，一方麵是西洋醫學從廣東傳入我國，另一方麵我國的中醫藥學術，亦經廣東傳至西方。如《利馬竇中國劄記》曾向西方介紹中醫雲：“中國的醫療技術和方法與我們所習慣的大為不同。他們按脈的方法和我們的一樣，治病也相當成功。一般來說，他們用的藥物非常簡單，例如草藥或根莖等諸如此類的東西……”［1］傳播中醫最有影響的是波蘭來華的傳教士卜彌格(Michael Boym)。他本是波蘭禦醫，後入耶穌會於1650年來到澳門，適逢當時明末永曆帝朱由榔流落兩粵，在肇慶建立政權，後遷廣西，其大臣瞿式耜等均奉天主教。卜彌格奉命至永曆帝帳下任傳教士，還曾擔任永曆政權的使者出使羅馬教廷。1658年返華，次年病死於廣西百色。他譯述有中醫脈學、中醫舌診、中醫製劑等方麵的書籍，其脈學部分最早由一法國人從廣州寄回法國格勒諾布市並於1671年出版，名為《中醫秘典》，以後陸續在法國、德國、意大利出版了全書《醫鑰》。後來由於禁教，西方文化與醫學在中醫的傳播中斷。到了清中期傳教士重返中國時，廣東的中西醫交彙開始起步。1807年馬禮遜與李文斯敦在澳門所設的診所，便“建立了一個藏有800卷以上中醫書籍的圖書館，並配備了各種各樣的中藥。邀請了一名姓李的有名望的中醫，有時候還請一名草藥專家講解他所提供的各種草藥的性能”［2］。澳門所設的診所因中西交彙而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
一、近代西方醫學在廣東的傳播
近代西方醫學建立在自然科學基礎上，已不是古希臘、古羅馬中世紀阿拉伯醫學可比。近代西洋醫學的傳入即第二次西學東漸中的西方醫學，成為一種強勢文化。19世紀中葉，國門在鴉片戰爭後被迫打開，中國不得不向外國開放傳教、辦學和辦醫院等。西方醫學以各種方式傳入，對社會的影響也不斷增大。在近代西方醫學傳入的過程中，廣東是其中最早和最重要的地區之一。
（一）西醫診所和醫院
18世紀末英國國內紛紛成立對外傳教的基督教差會機構，1807年新教英國倫敦會教士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43年）第一個抵達廣州，1820年和東印度公司外科醫生李文斯敦（Livingstone）在澳門開設診所。
另一位傳教士醫師郭雷樞（TR Colledge,1796~1879年）於1827年到澳門開設一所眼科醫院，1832年又到廣州另設診所。廣州由於原來是清朝對外唯一的商埠，故在早期也就成為唯一的內地醫學傳教中心。當時為促進傳教，郭雷樞還呼籲更多傳教士醫師來華，以醫務協助傳教。1934年10月，著名的美國來華傳教士醫生彼得·伯駕（Peter Parker,1804~1888年），受美國公理會的派遣來到廣州。1835年11月4日，伯駕在廣州開設“眼科醫局”，因位處十三行內的新豆欄街，故又稱“新豆欄醫局”。1838年2月，伯駕聯合郭雷樞、卑治文（Bridgeman，1801~1861年，第一個來華的美國傳教士）在廣州成立了“中華醫藥傳教會”，鼓勵、幫助更多傳教士醫生來華，借行醫吸引群眾而傳教，同時為日益壯大的眼科醫局籌集經費。
1840年鴉片戰爭在廣東爆發，中國從此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第2款規定開放廣州等五處為通商口岸，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第17款，中法《黃浦條約》第22款也規定，美國、法國有權在通商口岸開設醫院。這樣，西方的傳教士醫生可以在條約的保護下進行“以醫傳道”的活動，近代西醫學更潮水般地大量湧入廣東。
眼科醫局在1840年鴉片戰爭時關閉，2年後重開，更名“眼科醫院”。伯駕在醫院中開展了許多工作，包括在中國最早施行氯仿麻醉術。1855年伯駕因出任美國駐華公使，醫院由另一個美國傳教士醫師嘉約翰（John Glasgow，1824~1901年）接替主持。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醫院被焚，嘉約翰遂於1859年到廣州南郊另擇新址重建，改名為“博濟醫院”，此後醫院一直存在到1949年，成為在華曆史最久的教會醫院。醫院英才薈萃，名醫如雒魏林、合信、麥高雲、嘉約翰、黃寬等先後出入其間。嘉約翰主持博濟醫院工作前後15年，在院留醫者39 044人，門診者7 403 340餘人，經他手術割治大小各症48 918人。嘉約翰還於1891年在廣州開設了中國第一間精神病醫院。據統計，到1919年，新教差會在廣東開辦的醫院有39所（香港4所，廣東內地35所），共有外國醫生59人，中國醫生67人，病床2 722張［3］。
（二）西醫教育的發展
初期傳教醫師多是隻身來華，醫務上缺乏助手，隻能在當地尋找合適人選。伯駕在眼科醫局從1836年起開始指導一名中國青年關韜學醫，不久，關韜對“一些眼科小手術”，“能熟練完成”［4］。類似的學生還有2人。英國傳教士醫師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5年）在惠愛醫院也曾招徒授醫，還主張開辦醫校，唯未實行。後來雒魏林回憶他在廣州醫院裏見到的中國助手說：“這些青年人本來都受過良好的中文教育，後來學會了英文。他們在醫院裏既是醫生的助手，又是翻譯。我對於看到的他們的造詣和在治病中所顯示出的才能大為驚歎。其中有些人後來離開了醫院，在廣東邊遠地區，私人獨立行醫。”［5］
更有意義的是醫學學校的創辦。1866年嘉約翰在博濟醫院附設醫學校（又稱“博濟醫學校”），成為中國最早的教會醫學校。當時，第一個出國學醫歸來的中國人黃寬擔任解剖學、生理學和外科學教席，嘉約翰執教藥物化學，關韜教臨床各科。次年曾於院中解剖屍體1具，由黃寬執刀。但初時博濟的西醫教育，也采取以師帶徒形式，培養的對象是護士、藥劑士之類的人員作為自己助手。直至1879年，博濟醫院正式設立博濟醫科，又名博濟醫院南華醫學校，學製3年。該校開始隻招收男生，1879年招收了第一個醫科女生入學。1886年孫中山進入該校學醫。1904年學校擴建並改稱“華南醫學院”（1917年由廣州博醫會接管，1930年改由廣州嶺南大學接辦，新中國成立後並入廣州中山醫學院），1914年該院又附設了護士學校。這是教會在我國創辦的最早的一所醫學校。
美國基督教長老會接著又在廣東辦起了第二所西醫院校，即“夏葛女醫學校”(附屬於柔濟醫院)。該校創辦於1899年，原名“廣東女醫學校”，富馬利(美國醫學博士)首任校長。1902年，學校得到美國人夏葛氏一筆捐款，重建校舍醫院於廣州西關逢源西街尾(即現廣州新風路63號廣州市二人民醫院)，以“夏葛女醫學校”命名。倫嘉列(美國哲學博士)繼任校長。直至1931年教育部核準立案，定名“夏葛醫學院”，王懷樂(1899~1966年，台山人)任院長，學製由原4年改定6年。夏葛醫學院培養女醫生在當時社會條件下頗為不易，而其畢業生亦都較為優秀。《時事畫報》1907年第14期曾載廣州知名畫家鄭侶泉所繪的《女醫神效》圖，記述夏葛醫學院畢業的女醫生羅秀雲，在柔濟醫院收治一“遍體浮腫，腹大如數石瓠，奄奄就斃”的婦人，為其行剖腹手術，取出重約30千克的腫瘤之事。此事當時頗為轟動，可見夏葛醫學院有一定影響。該校共計有畢業生28屆人數200餘，並附設有護士學校，藥劑士學校各1間。
基督教會在廣東籌辦的最高學府是嶺南大學。嶺南大學創辦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原名“格致書院”，1900年改名“嶺南學堂”，1905年定名為“嶺南大學”(英文校名為Canton Cristaia College)。該校在1910~1912年設醫學預科，由美國醫生嘉惠森(WWCadbury)主持，編輯出版有《中華醫報》，並準備成立醫科學院，後因美國石油財團將經費轉給山東齊魯大學醫科而停辦。直至1930年，嶺南大學校董鍾榮光先生(1866~1942年，字惺可，廣東中山人)與博濟醫院商議聯辦，組織醫學院董事會，此時適值夏葛醫學院董事會也與嶺南大學董事會妥商合並辦理，旋於1936年秋天，嶺南大學、博濟醫學校、夏葛醫學院三院校合並定名為“孫逸仙博士紀念醫學院”，成為嶺南大學學院之一，即嶺南大學醫學院。校址廣州河南康樂村，學製6年，附設博濟、柔濟醫院兩間。黃雯(1895~1963年，廣東寶安人，英國劍橋大學醫學碩士）任校長。抗戰勝利後，李廷安（1899~1949年，中山人，美國哈佛大學醫學博士）、李應林（1892~1954年，字笑庵，南海人，柏林大學法學博士）、陳序經（1903~1967年，字懷民，海南文昌人,美國伊利諾大學哲學碩士)等先後任校長，並從北京協和醫學院請來一批教授到嶺南大學醫學院任教，如周壽愷、秦光煜、陳耀真等，極大地充實了學院的師資力量。至1951年，嶺南大學有畢業生138人，在校學生320人，1953年嶺南大學醫學院與中山大學醫學院、私立廣東光華醫學院合並成為中山醫學院。
除上述外，還有法國天主教會民國初年在廣州長堤開辦了“中法韜美醫校”（即現廣州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出版有《中法醫刊》，畢業學生百餘人。德國基督教禮賢會清末在廣東東莞亦曾辦過“普濟醫學堂”等。
（三）西醫學術的傳播
比較係統地開始介紹西方醫學知識和編譯出版醫書，始於清鹹豐元年（1851年）。英國傳教士醫生、醫學碩士、皇家外科學會會員合信1839年受倫敦會派遣來中國，1848年到廣東主持金利埠惠愛醫局，後得南海人陳修堂之助，於1851年編譯成《全體新論》一書。這是近代第一部關於西方解剖學與生理學的中文專書。合信對中國傳統醫學有所了解，但又認為中醫學對人體的了解不足，是為缺點，所以他最先譯述的就是解剖學著作。在《全體新論》的序言中，合信說：“予來粵有年，施醫之暇，時習華文，每見中土醫書所載骨肉髒腑經絡，多不知其體用，輒為掩卷歎惜。其醫學一道，工夫甚巨，關係非輕，不知部位者，即不知病源；不知病源者，即不明治法。”［6］序書中介紹了各種動物骨骼的比較，人體肌肉、韌帶，描述了腦髓、脊髓和神經係統及各部內髒器官等，內容新鮮充實。《全體新論》出版後“遠近翕然稱之，購者不憚重價”［7］，對中國醫學界產生很大影響。後來合信北上，又得江寧茂材管嗣複之助，先後譯書有：《西醫略論》（1857年）、《內科新說》（1857年）、《博物新編》（1859年）和《婦嬰新說》（1858年），合《全體新論》總稱《合信氏醫書五種》。他針對西醫的懷疑指出：“或疑西法與中國不同，未可互用。不知人類身體，無少歧異，受病大約相同。其不同者，氣候、性質、風土、飲食，微有差別，在醫者權衡斟酌耳。或謂西醫藥料酷烈，與華人髒腑不合，殊非確論。夫造化主生物無私，既有是病，即有是藥，本在智者審擇。”［8］1合信還力圖溝通中醫，《全體新論》曾引述中醫髒器之論並試行解釋，在臨床上使用了部分中藥，如茯苓、澤瀉、車前子、大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