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社會的極度震蕩使中原盡為荊棘，黎庶悉遭虔戮。清人對編選當代人的詩歌選本表現了前所未有的熱情，據謝正光、僉汝豐《清初人選清詩彙考》，清代前期麵向全國的詩歌選本，流傳至今的就有五十餘種。謝正光、僉汝豐：《清初人選清詩彙考》，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這些詩選集，保存了數以千計的作者，數以萬計的詩篇，其中有一大批久已湮沒無聞的人物，百世之下，讀其詩可知其人。沈德潛作為清代繼王士禎之後的又一位詩壇領袖，強調詩歌的社會功用和“溫柔敦厚”的傳統詩教，要求詩歌創作歸於中正和平，對維護、加強清朝統治，更好地為現實政治服務有利。但他同時強調詩歌應“關乎人倫日用及古今成敗興壞之故”，呼喚傳統詩歌精神。沈德潛受到乾隆的種種恩寵和嘉譽，既得益於鄂爾泰、王士禎等王公大族、文壇泰鬥的提拔、推薦，也與沈德潛本人的遭遇、經曆及乾隆示恩示寵的需要有關。
《清詩別裁集》“教忠堂本”對“番刻本”的種種問題進行了改正，使體例更加完善，更注重詩歌反映重大史實和社會現實的作用。“欽定本”在“教忠堂本”的基礎上刪去了大量詩人詩作，包括不被清廷所喜的明遺民、降清貳臣及清朝罹罪之人，主要是為了消除清初高壓政策帶來的負麵影響，消除家國興亡之感和民族情緒，維護皇權獨尊的地位，掩蓋政治弊端和自然災荒，總體上顯示出清廷文化政策的巨大轉變。沈德潛站在詩論家的角度，以詩歌的藝術審美價值為唯一標準，其“詩教”內涵遠比乾隆純粹的“忠孝而已”要寬泛得多。“《清詩別裁集》文字獄”案的爆發，既有乾隆中期以後文化政策的收緊等因素，也是沈德潛與乾隆詩學分歧的必然結果。
清前期文人具有深沉的“詩史”意識，錢謙益、黃宗羲都對“詩史說”進行了理論探討。有誌之士在創作實踐中亦貫徹“詩史說”，關注社會政治和人民生活，記錄社會時代的動蕩苦難，寫下個人危難流離中的真切體驗。同時還在詩中反映對戰爭的厭倦，為國家治理提出建議，並對帝王表達忠誠和感激之心。表明文人們已經開始掙脫“華夷之辨”束縛，而逐漸向歸順與臣服之路靠攏。英雄詩盡管取材於曆史，演繹古人古事，但也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清朝上升時期政治、經濟、軍事的強大給文人帶來了施展才華的契機，統治者有意識地通過整理典籍、表彰英雄等手段激勵臣節，培養百姓的“忠君”思想，以達到轉移人心、扶植綱常的目的。諸葛亮受到了統治者、遺民與各類文人的普遍追捧，董仲舒思想成為文人解脫精神痛苦的一劑良藥。詩人慨歎曆史興亡更迭，讚歎英雄的忠誠、剛烈、智慧，同時也貶斥禍國殃民的奸臣及品德低下之人，這些都是對當時現實鬥爭的折射。他們在寫曆史人物時，找到了精神相通的契合點。正如吳偉業所說：
蓋士之不遇者，鬱積其無聊不平之慨於胸中，無所發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罵，以陶寫我之抑鬱牢騷；而我之性情，爰借古人之性情，而盤旋於紙上，宛轉於當場。亦恒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的塊壘。吳偉業：《吳梅村全集》卷60《北詞廣正譜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3頁。
吳宓曾告誡他的學生說：“宦海浮沉終非學人所宜。”蔡恒、高益榮：《會通中西》，中原農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頁。清初一係列流放貶謫事件是清初統治者，與江南人士矛盾衝突尖銳化的結果，是剛剛入主中原的統治者為鎮壓尚未臣服的漢族士紳，樹立清朝威信而設計的，不僅打擊了漢族文人的民族意識，而且嚴重摧毀了士人的人格尊嚴。官員因直顏進諫，或受親友、上司牽連而獲罪清朝前期黨爭不斷，眾多有才之士或在夾縫中求生存，潦倒終身，或所托非人，備受排擠，淪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官員被貶後，有的人謹慎自戒，時時自我反省；有的人消極悲觀，縱情山林，或隱居避世，轉向學術；有的忿忿難平，鬱鬱寡歡，人生道路就此改變。
《清詩別裁集》作為清前期文人的形象畫卷，其中既有下層文人的困頓，也有官員宦海沉浮的理性思考，還有文人內在獨立人格的讚歌和心靈曆程的展示。清初國破家亡的時局，使士人的憂時憫亂之意，傷親吊友之情和家國興亡之感，在詩歌中找到了最合適的表達方式。清朝前期的文人富於活力與上進心，渴望改變自己的處境，具有強烈的用世心態。清朝疆域的擴大，經濟的繁榮，交通的發展，給遊宦入幕，從軍征戰的文士提供了遍賞山水的條件。他們具有較強的好奇精神和探險勇氣，追求對陽剛壯美型山水，戰略要地，軍事關隘的探訪，顯示了清朝上升時期昂揚蓬勃，奮發向上的精神麵貌。但他們又處在一個相當尷尬的位置上，如果科場、仕途順利，尚有改變命運的機會。一旦流年不利，或不能適應官場生活，就會突然失去努力的方向。明清交替之際，降清貳臣們的悔恨淒惶之感，遺民詩人沉痛的故國之思，以及文人困於科舉、漂泊異鄉等經曆，又增加了清初山水詩中的“隱逸”成分，從而使他們在詩歌當中流露出濃厚的歸隱之思，思鄉之情和對宦遊生涯的厭倦。這兩種矛盾思想的交織，反映了清前期文人在當時社會中既渴望有所作為，又憂讒畏禍的矛盾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