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康鬆】
李彩霞同學是湖北大學2007級古代文學專業文獻整理與典籍文化方向的博士生。本書是在她的博士學位論文《沈德潛〈清詩別裁集〉文化透視》的基礎上修改擴充而成。全書以沈德潛所編訂的詩歌總集《清詩別裁集》所收九千餘首詩為研究文本，結合曆史記載、文學描寫中的有關資料，從文化的角度對清前期詩歌進行觀照，探討清前期詩歌與文化的關係，在充分研讀詩歌原本的基礎上，對欽定本《清詩別裁集》所反映出的統治者文化心態，沈德潛《清詩別裁集》所反映出清前期詩人群體的詩史意識、英雄崇拜情結、陽剛與隱逸追求以及貶官詩人的人生態度、下層詩人的痛苦、女性詩人社會生活等方麵進行了全麵、係統的論述。該書將曆時性研究與共時性研究結合起來，把詩歌本身所隱藏的文化底蘊，與清前期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以反映這一時期的文化狀況，時代精神，士人的生活情趣、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具有開拓性意義，對於拓寬沈德潛與《清詩別裁集》及清初文化的研究具有學術理論價值。同時突破了從純文學角度研究詩歌的傳統，而是將詩視為可以反映曆史社會生活的史料。這種視角是建立在清初詩人強烈的“詩史意識”的基礎之上的。“詩史”一詞最早用於評價杜甫詩，唐人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曰：“杜甫所贈二十韻備敘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故當時號為詩史。”黃宗羲《姚江逸詩序》雲：“詩之與史，相為表裏者也。”吳偉業在《且補齋詩稿序》雲：“古者詩與史通。故天子采詩，其有關於世運升降，時政得失者，雖野夫遊女之詩，必宣付史館，不必其為士大夫之詩也；太史陳詩，其有關於世運升降、時政得失者，雖野夫遊女之詩，必入貢天子，不必其為朝廷邦國之史也。”他評價其同年映薇之詩說：“以此類推之，映薇之詩，可以史矣！可以謂之史外傳心之史矣！……餘故書此以告天下，當以讀古人史法讀吾映薇詩也。”
《清詩別裁集》與《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相比更具有詩史意識。《唐詩別裁集》初編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明詩別裁集》編於雍正十年（1732年），《清詩別裁集》編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在這四十多年的時間裏，可以看出編者沈德潛詩歌思想上的明顯轉變。《唐詩別裁集》重點選錄了王維、李白、杜甫、岑參、韋應物、韓愈、白居易、李商隱等名家詩歌，也選了不少小家的作品，能注重到不同時期、不同流派和不同體裁的作品。沈德潛嚴格遵守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不敢多選大膽抨擊時政、揭露封建社會矛盾的作品。還選錄了一定數量的為封建帝王歌功頌德的應製詩和試貼詩。
沈德潛《明詩別裁集》中談到他的編纂意圖和選詩標準時說，所錄“皆深造渾厚和平淵雅，合於言誌永言之旨”，以“輔翼詩教”。選詩時“始端宗旨，繼審規格，終流神韻，三長具備，及登卷帙”“因詩存人，不因人存詩”，不求備一代的掌故，隻是要“示六義之指歸”“是書之選，欲上續唐人。”以上幾點突出了沈德潛所提倡的“溫柔敦厚”的詩教，強調詩的“厚人倫，匡政治”的功用，是尊盛唐、主格調等詩論主張的具體化。與《唐詩別裁集》比較起來，雖然在理論上仍是一脈相承，但在選詩實踐上則弱化了歌功頌德的色彩，應製詩與試貼詩也幾乎沒有了。
在《清詩別裁集》中，沈德潛對社會現實的關注程度顯著加強，認為詩歌應該“關乎人倫日用，古今成敗興壞之故”，發揮“以詩存史”、“以詩補史”的巨大作用，他大量收錄貳臣、遺民、罪犯的詩，還收有反映家國興亡、民族情緒強烈、反映邊疆地區和反映政治弊端與人民苦難的詩，並以詩歌反映文人心路曆程的轉變。《清詩別裁集》就是他關心社會現實、希望以詩歌反映現實生活的集大成之作。所以以詩觀史成為可能，該書正是透過《清詩別裁集》來看“傳心之史”。
全書引用資料豐富，論證周密，結構安排合理，語言表達流暢，視野開闊，涉及麵廣。行文嚴格遵守學術規範，體現出作者開闊的學術視野，紮實的文獻功底、理論素養和科研能力。同時，也有待改進之處，由於全文側重於從文化角度分析作品，因而忽略了詩歌美學思想、審美觀念的探討，尤其是對沈德潛本人的選詩原則，價值立場缺少分析等等。
一般說來導師是沒有資格給自己博士生的學位論文寫評語的，而該書的出版，彩霞給了我寫序的機會，這篇序算是我對彩霞博士論文評語吧！
2012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