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理論研究》1980年第2期
接受美學家姚斯談接受美學方法對結構主義和解釋學的調節及其價值
30年代以來，穆卡洛夫斯基和所謂的布拉格結構主義，在他們開創性的研究中進一步發展了形式主義理論，然而，這種形式主義理論在西歐學術界畢竟市場不大。從形式主義發展到辯證結構主義這一步，對文學類型理論意義尤大，因為辯證結構主義把作品理解為社會現實的符號和意義載體，美學不過是外在審美意義的調節原則和組織方式；另一方麵，以接受美學為基礎的類型理論必須進一步補充文學與社會之間、作品與觀眾之間的結構關係研究。“文學大眾”標準的曆史係統潛在於遙遠的過去，通過先在構成的作品意圖以及觀眾理解的類型係統的期待視野，隨時都可以重建這種標準的曆史係統。
古老文學的證明往往是沉默的，社會曆史文獻很少能為這些問題提供直接的回答，諸如文學作品和類型在其曆史現實和社會環境中的功能，接受和影響便是如此。因之，結構主義與解釋學在很大範圍內相互關照。二者之間通過接受美學方法的調節能夠使人們徹底理解過去藝術作品的社會功能（通過類型、標準和價值的共時性係統）和與此相關的“回答特征”（通過分析接受史）。
——姚斯等著：《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頁。
美國學者論女權主義批評
伍爾夫在同性戀與異性惡之間的那種突然轉向的、跳躍的、點到為止的種種策略在女權主義批評中預示了三個中心。首先是婦女的利益。作為一名女權主義批評家就是要對婦女作出反應並且要代表婦女，至少要對她們在文化中的位置與空間予以考慮。第二個中心是異性戀的利益。諸多女權主義評論家的性偏向都是異性戀。他們的專業環境，課堂教學以及圖書資料的內容也是這樣。第三個中心是男性支配地位。男性仍然控製著許多性習俗、課堂教學及圖書資料的內容。而且，所有的女權主義批評家，如果想成功的活，都必須與傳統哲學及文化係統達成妥協，而這些係統則是男性業已建立並逐步修補起來的東西，就像眾多的古德溫奇先生一樣。
女權主義批評尋求一種將前兩個中心置於創造性的搖擺之中的方式，即將其置於理論之中又尋求理論證實的自身、置於實踐之中又尋求實踐方式。而且女權主義批評述中止了第三個中心的影響。由於女權主義批評要有利於現實的女性與新的性特征的想象力，因此這一批評拒絕為男性的支配地位服務。最值得注意的是，女權主義批評並不是將性別歧視作為一種孤立的製度來分析的，而是將其作為另外的等級製度的提喻來分析的，性別歧視是等級製度的搭檔，並且代表著整個卑鄙的大雜燴的一部分。正因為如此，對性與性別的女權主義審視是一種透視，它能使人們觀察一切事物。而對性與性別的女權主義檢驗則是一種活動，它能使人們檢驗一切事物。
——〖美〗凱瑟琳·R·斯廷普森：『伍爾夫的房間，我們的工程：建構女權主義批評』，見拉而夫·科恩『文學理論的未來』，這樣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韋勒克論“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批評”
我們必須重新回到建立一個文學理論、一個原則體係和一個價值理論的任務上來，它必須利用對具體的藝術作品所作的批評，並不斷地求助於文學史的支持。這三種學科現在是、將來仍然是各不相同的：文學史不能吞並也不能取代文學理論，文學理論甚至也不能夢想去吞並文學史。A．馬爾羅曾雄辯有力地談到過想象中的博物館，談到過這座沒有圍牆、以造型藝術為全世界所熟悉的博物館。在文學中，我們肯定地會麵臨與藝術批評家同樣的任務，或至少是類似的任務：我們能夠更直接、更容易地在一所圖書館中收集成我們的博物館，但我們仍然要麵對語言和語言的曆史形式所形成的圍牆和障礙。我們很大的任務就在於粉碎這些障礙，借助翻譯、語言學研究、編纂、比較文學或單純是想象的共鳴去摧毀這些圍牆。最終，文學家像造型藝術一樣，像馬爾羅的沉默的聲音一樣，是一片合唱之聲－－它通過各個時代清晰地震響－－宣告了人類對時間和命運的蔑視，對無償、相對和曆史的勝利。
——韋勒克：『批評的諸種概念』，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