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回老家過年，我都要到難民叔叔家裏剃個板寸頭，這個習慣保持了20年。大年那天下午三點，我翻過後院的矮牆，彎過兩個小荒墓，推開一扇柴扉，叫一聲：“難民叔叔在家嗎？”一個五十開外的男人，兩道發白的眉毛往邊上翹，兩顆金色的上門牙露出來，說：“來了。”他穿一件黑尼子中山裝，鬢發有些微的麻白。我們似乎有著多年的默契。假如我這時還沒有來，他就知道我一定不在楓林過年。他是村裏唯一的剃頭師傅。他從十六歲開始剃頭，一直沒有荒廢過。十年前，剃一個頭是五毛錢，五年前是一塊五，去年漲到了三塊。他說，頭越來越少啦，糊口都難。我說，怎麼可能呢，村裏的人口接近2700，養一把剃頭刀不難吧。他說，以前包年，五塊錢一年，我有900多個頭，現在包年，二十塊錢一年，不足200個頭。他說話的時候，嘴角有黏黏的白色唾液。他又說，村裏的勞力都外出打工了。他和赤腳醫生鼻涕糊一樣，他知道村裏每一個男人的氣味，也知道每一個家庭的生活狀況。他說，鳥毛家的三個男人，包了五年的頭，就欠了五年，我真沒辦法。“種田的人，欠錢是正常的，但欠五年就不正常了。”難民叔叔數落起來，“又沒有蓋房子，又沒有娶親，怎麼連剃頭錢都拿不出呢？”鳥毛是我的隔壁鄰居，他的兩個兒子都過了四十歲，還沒有成家。他的小兒子還在二十來歲，頭發全白了，腦門光了一大塊，長了鬆果一樣的癩痢疙瘩，有魚腥味，蒼蠅嗡嗡嗡，趕都趕不走。鳥毛的老婆肥胖，腰身像個大南瓜，大熱天也穿長筒襪，她的右眼是狗眼，在我沒出生前，就換上去了。她去大路玩，要從我家門前經過，她搖一把蒲扇，對我媽說：“蘭花，鳥毛今天一口飯都沒吃。怕挨不了多久。”鳥毛得了直腸癌，在家裏躺了好多年，就是不死。鳥毛的癩痢兒說，死而不死，我真想給他一包老鼠藥。鳥毛一痛起來，滿地打滾，他老婆就喂一勺敵敵畏給他喝。他喝了敵敵畏，坐起來，說，舒服多了。
“你的滿月頭還是我剃的呢。”難民叔叔架起馬步，一手摸著我的頭，一手推著推剪，咕咕咕，我的頭皮有些發麻。他時不時用衣袖抹一下自己的口水，說：“你滿月的時候，很胖，像個大肚瓷器。”我孩童時期的模樣已無跡可尋，我的第一張照片攝於1985年，是填寫中考報考自願的免冠照。我小孩出生時，我母親說，你出生時和這個孩子一樣，濃眉大眼，國字臉，天庭飽滿，雙眼皮，鼻子堅挺有力。我相信難民叔叔的記憶。他說，你的頭不好剃，頭發少，軟，細，你掉頭發大概有好幾年啦。我說，十年了，1996年開始掉的，這兩年沒掉了，可能是頭發同情我，不忍心讓我早早地光頭。“唉，我怎麼會不老。”他哀歎一句。他似乎沒有意識到自己會老，而是發現我老了，覺得他自己還年輕，就有點年輕得不像話了。他老婆是台湖人，說話腔調和楓林人不一樣，一開口，就是一個“哇”字。他老婆在炒玉米，鐵砂磨擦鐵鍋的刺耳聲連同焦味從廚房間傳來。他老婆說，哇，難民，雨下得潑粥一樣，還有幾家的賬沒收，你手腳要快一些。難民說，婦家，不要說我也知道。我有些不好意思，說隨便剃一下就可以。“這是我的營生，我怎麼能隨便。再說，你可是貴客，請都請不來的。”難民說，“婦家，打一臉盆水來，要洗頭了。”他老婆有些發胖，燙了一頭的卷發，走路米篩子一樣晃著腰。我說，洗發水和洗頭巾我都帶來了。難民叔叔尷尬地笑笑，說，我這條洗頭巾，都發黑了，全村人共一條。我把頭挨近臉盆，難民叔叔用手來來回回地搓。我聽到他輕微磨牙的聲音。
我坐在靠椅上，牆上的玻璃鏡映照著我突然圓起來的臉。我有些不適應，總覺得鏡子裏的人不是自己：窄肩，短脖子，額頭像個黃柚子，耳朵肥大。難民叔叔把我的頭，左轉一下，哢嚓幾下，右轉一下，哢嚓幾下，用梳子梳出一個七分頭，說，剃個頭可以年輕幾歲。難民叔叔的家是很簡潔的，廳堂裏隻有一張八仙桌，一張靠背椅子，一個洗臉架。牆上貼著黎明、劉德華、張學友、梅豔芳、黎姿等港台電影明星的海報宣傳畫。水泥地有些發亮。我說，你娶了個好老婆，把家料理得這般幹淨。難民叔叔忙不迭地說，莫說起，莫說起。廚房裏的女人聲調高了起來，說，莫說起什麼，我還不好？做牛做馬，你還不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