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俄國作家伊凡·謝爾蓋耶維奇·屠格涅夫（１８１８－１８8３）在１８５５年開始的二十一年之間寫了六部長篇小說（作者自己稱為中篇小說）。其中影響最大、最好的一部就是《父與子》。這是六部小說中的第四部。１８６０年冬天作者開始寫《父與子》，到１８６１年７月完成。小說發表、出版於１８６２年。從來沒有一部作品像它這樣引起那麼激烈的爭論的。
作者怎樣想起寫這部小說呢？據他自己說：
“我最初想到寫《父與子》還是１８６０年８月的事，那個時候我正在懷特島上的文特納爾洗海水澡……”
“主要人物巴紮羅夫的基礎，是一個叫我大為驚歎的外省醫生的性格（他在１８６０年以前不久逝世）。照我看來，這位傑出人物體現了那種剛剛產生、還在醞釀之中、後來被稱為‘虛無主義’的因素……”
“那個典型很早就已經引起我的注意了。那是在１８６０年，有一次我在德國旅行，在車上遇見一個年輕的俄國醫生。他有肺病。他是一個高個子，有黑頭發，皮膚帶青銅色。我跟他談話，他那鋒利而獨特的見解使我吃驚。在兩小時以後，我們就分別了。我的小說就完成了。我花了兩年的工夫來寫它……這不過是埋頭去寫一部已經完全想好了的作品罷了。”
標題《父與子》就說明了小說的內容。作者寫的是父親一代和兒子一代之間的矛盾、衝突，寫的是具有科學思想和獻身精神的青年和標榜自由主義卻不肯丟開舊傳統的貴族之間的鬥爭。在新舊兩代的鬥爭中，作者認為他的同情是在年輕人的方麵。
可是完全和作者的預料相反，小說引起了那麼多互相矛盾的批評和那麼長久激烈的爭論，小說給作者招引來那麼多的誤解。保守派抱怨他把“虛無主義者”“捧得很高”；進步人士卻責備他“侮辱了年輕的一代”；年輕人憤怒地抗議他給他們繪了一幅“最惡毒的諷刺畫”；上了年紀的人譏笑他“拜倒在巴紮羅夫的腳下”。在彼得堡發生大火災的時候，一個熟人遇見作者就說：“請看，您的虛無主義者幹的好事！放火燒彼得堡！”使作者感到最頭痛的是：“許多接近和同情我的人對我表示一種近乎憤怒的冷漠，而從我所憎惡的一幫人，從敵人那裏，我卻受到了祝賀，他們差不多要來吻我了。這叫我感到窘迫……感到痛苦。”
作者痛苦地說：“這部中篇小說使我失去了（而且好像是永遠地）俄國的年輕一代人對我的好感。”這對作者的確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一直到最後他也沒有恢複過來。他寂寞地死在法國。
我在１９７８年校閱我這個舊譯本，再過五年便是屠格涅夫逝世的一百周年紀念。一百多年前的激烈爭論早已平息，對作者的種種誤解也已消除。九十五年前作者在法國病逝，遺體運回彼得堡安葬的時候，民意黨人曾散發傳單，以俄羅斯革命青年的名義向死者致敬，這是最大的和解了。
說到《父與子》，我同意屠格涅夫的話。在平民知識分子巴紮羅夫的身上，作者的確“用盡了”他“所能使用的顏色”。他對自己創造的典型人物感到一種“情不自禁的向往”。他認為巴紮羅夫是“一個預言家，一個大人物，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固然他寫了巴紮羅夫的死，但他是把巴紮羅夫看做一個生在時代之前的人，因此把他放在和他格格不入的社會環境中，使他顯得很孤單，還給他安排了一個過早死亡的結局。而且他寫到巴紮羅夫死的時候，還流過眼淚。他甚至說巴紮羅夫是他的“心愛的孩子”。這都不是假話。然而作者是一個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是一個改良派、西歐派。他不會真正理解巴紮羅夫，也不可能真正地愛巴紮羅夫。他隻是憑著自己對俄羅斯社會生活長期的觀察和研究，憑著他的藝術的概括力量，看到了一代新的人，知道這新人——六十年代的平民知識分子一定要壓倒過去的一代人物。他稱巴紮羅夫為“虛無主義者”。他創造了這個詞。他又在私人通信中解釋道：“虛無主義者——這就是革命者。”這個詞在十九世紀後半期中普遍地被采用，用來稱呼一切反對沙皇政治、地主和資產階級的黨派。民意黨人司捷普尼雅克在他的著作《地下的俄羅斯》（１８８２）的開頭就說“俄國小說家屠格涅夫的名聲自然將由他著作而長存於後代，但是隻靠一個詞他也可以不朽了。他就是第一個使‘虛無主義’這個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