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藝術是精神活動的領域之一，它體現作家的思想、感情、精神、意誌以及審美要求，影響人的意識，陶冶人的性情。因此，作家的人格修養，直接關係到作品的優劣成敗以及它在社會生活中的實際功能的發揮。古人說：“詩品出於人品。”（劉熙載《藝概》）魯迅說：“美術家固然須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須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他的製作，表麵上是一張畫或一個雕像，其實是他的思想與人格的表現。”（《隨想錄四十三》）在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今天，高尚的人格（即思想作風、道德情操、理想追求、創作態度的總和）對作家來說，更是一種必須具備的精神特質。
作家高尚的人格，首先表現在對真理的追求與堅持上。作家最可寶貴的品格，在於真誠地、嚴峻地看取人生，對體現人民願望和要求的社會真理求之若渴；對淩辱真理，踐踏人民利益的黑暗勢力深惡痛絕。縱觀曆史，被恩格斯稱為“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的但丁，是意大利文藝複興的先驅者，他一生同教皇勢力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在近二十年的流放生活中，追求真理，斷然拒絕佛羅倫薩統治者要他繳納罰款，宣布懺悔，以取得赦免的要求。法國作家法郎士在左拉墓前的悼詞中，稱讚這位偉大作家在“德萊福斯冤案事件”中，站出來仗義執言，寫出《我控訴》的聲討黑暗審判的文字。為此，他逃亡英國避難，付出沉重代價，是“人類良心的一個關頭”。我國戰國時代的偉大詩人屈原，一生為實現“美政理想”而遭奸佞小人譖毀放逐，但初衷不改，在《離騷》諸作中怒斥群小欺君誤國之罪，表現了他高潔的人格。另如當代“當之無愧地可以兼有戰士和詩人這兩種稱號”的郭小川，十年浩劫，在冤禍加身的逆境中不沉淪，不苟安，顯示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浩然正氣：“戰士自有戰士的性格，不怕誣蔑，不怕恫嚇；一切無情的打擊，隻會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煥發。”（《團泊窪的秋天》）詩中凝聚著詩人戰鬥的思考、信念、品行和節操。相反，古往今來，助紂為虐，為虎作倀，落井下石，出賣靈魂，視真理節操為玩物者亦不乏其人。
錢謙益的詩，在清代是首屈一指的。清中葉，朱彝尊編《國朝詩選》時，把他的詩放在第一位，惹得乾隆大發脾氣。說：一個降臣，竟冠於眾人之先，簡直豈有此理。對於錢詩，歎其精工之餘，無論如何也忘不掉他和王鐸為南明小王朝所擬的《降清文》。且聽其中漢奸言語：“誰非忠臣，誰非孝子，識天命之有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歸全，保全億萬生靈，此仁人之士之所為，為大丈夫可以自決矣！”這一張完全徹底的投降派嘴臉，是怎樣也淡化不了的。於是，讀他那字字珠璣的詩句時，想起這篇投降文字，便產生一種好比嚼了一個蒼蠅的感覺，真是惡心欲吐。病逝於美國的張愛玲，她的確寫過一些很精致的小說，她對於《紅樓夢》的研究，也有其獨特見解。不過，要是讀過她在香港為某國新聞處炮製的反共小說《秧歌》之類作品，就讓人對她的行徑不以為然了，很難用瑕不掩瑜這樣的辭藻來為她開脫了。
作家，是用他們的筆在寫不朽之作，同時也是用他們的人格、思想、行動、道義在寫一部比文學更有力的傳世之作。一個作家如果不敢直麵現實和人生，不能示以世人一個坦蕩的自我，有意無意地美化、掩飾自己，或無病呻吟，或矯揉造作，自覺不自覺地隨波逐流，或言不及義，或附庸風雅，或助紂為虐，出賣靈魂，這樣的作家，隻能是一個人格不健全的作家。
作家的高尚人格，還表現在不慕虛名、不謀私利上。文學藝術的重要社會作用，主要是通過培養人的崇高精神，喚起人的尊嚴感，從而達到淳風俗、厚人倫、美教化的目的。因此，作家隻有負起作家的責任和義務，呈現出作家應有的勇氣和良知，吃進的是“草”，擠出的是“奶”，為人民大眾傾吐心聲，毫不足惜地摒棄那些將文學藝術視作沽名釣譽、牟取權益的“敲門磚”之類的庸俗思想與作風，才算是具有高尚的人格，他才能無愧地擔當起作家崇高的生活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