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儒學是儒家初創時期形成的理論形態。春秋時期孔子創立的學說，戰國時期孟子、荀子對孔子學說的發展，秦末漢初《易傳》、《中庸》、《大學》對孔子學說的闡發，這些都屬於古典儒學的範圍。古典儒學奠立儒家的理論基礎，形成基本思想和學術風格。它在百家爭鳴中不斷擴大自己的陣地，很快發展成為舉足輕重的顯學。
孔子是儒家的開山祖師。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他的祖先是宋國的貴族，避難遷到魯國。孔子在三歲的時候，年邁的父親叔梁紇就去世了，他在年輕的母親顏征的扶養下長大成人。魯國原是周公的封地，是周公製禮作樂的地方。孔子在濃厚的禮樂文化的氛圍中長大，從小就接受傳統意識的熏陶。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17歲時母親也去世了，他不得不獨自謀生、學習和奮鬥。他自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他勤學好問，刻苦努力，掌握了禮、樂、射、禦、書、數等方麵的知識。孔子51歲時才踏上仕途，在魯國先後擔任過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職。時僅四年，便因為與當權的季氏發生矛盾，棄官離魯，開始周遊列國，但終不見用。晚年回到魯國，從事教育和文獻整理工作，孔子是打破“學在官府”局麵、開創“私學”的第一人。他的弟子有3000多人，其中“賢人七十二”。孔子刪《詩》、《書》，編《春秋》，鑽研《易》、《樂》、《禮》，集以往文化思想之大成，創立了儒家學派。他的言論和事跡保存在《論語》和先秦其他典籍中。
孔子的思想體係以禮為出發點。他認為禮治是社會得以安定的必要保障，惟有實行禮治才能建立“天下有道”的社會秩序。他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他認為春秋時期社會之所以動蕩不已，其根本孔子像原因就是“禮崩樂壞”，因此要使社會由亂變治，就必須恢複禮治。他明確表示：“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從周”也就是恢複周朝禮治，而恢複周禮首要的一條就是正名。孔子在衛國時，子路問他：“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他直截了當地回答：“必也正名乎!”所謂正名，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個社會成員都按照自己的等級名分盡義務，作君主的要像君的樣子，作臣子的要像臣的樣子，做父親的要像父的樣子，作兒子的要像兒的樣子。否則，“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總之，正名是治理國家的首要環節。
複禮、從周、正名等主張反映出孔子思想帶有濃厚的傳統色彩，但他並不抱殘守缺。他一麵維護傳統，一麵超越傳統。這表現在他從新的視角看待禮治，對周禮作了損益。他認為禮是禮儀條文的總彙，不是一套死板的規定。“禮雲禮雲，玉帛孔子出生圖雲乎哉?”當然不是。禮作為形式來說，是要表現深刻內容的，這個內容就是“仁”。孔子認為仁是禮的實質，複禮是行仁的手段。他說：“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這樣，孔子便從“禮”這一傳統觀念中引申出“仁”這一新的觀念。
孔子大成殿在《論語》中，仁字出現了109次之多，可見仁在孔子思想體係中占有重要地位。“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在孔子關於仁的種種說法中，這一條最精辟。所謂愛人，也就是主張把他人當作自己的同類來看待，這是一種原始的人道主義思想。孔子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狹隘的宗法血緣觀念，發現了人的類存在。他承認每個人都有獨立的人格，強調道德意識是人普遍具有的特質。因此，他主張用仁愛原則協調人際關係，實行“忠恕之道”。所謂忠恕之道，從消極的方麵來說，應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從積極的方麵來說，應當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人在躬行仁道的道德實踐中，實現人的價值，成就理想人格。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就是聖賢、君子。如果說禮是孔子學說體係的出發點，那麼，仁才是這一體係的核心和實質。
在孔子思想體係中，仁與禮是兩個最基本的範疇。一方麵，仁受禮的製約，行仁不能超出禮規定的範圍。孔子不讚成沒有差等的仁愛，因為這將模糊上下尊卑的等級名分界限。另一方麵，仁又規定著禮，隻有與仁緊密結合的禮才是合理的。有些陳規陋習雖有禮儀方麵的根據，如殺殉、專橫、暴斂等，在孔子看來也是非禮之舉。孔子把仁與禮相統一的最佳狀態稱之為“中庸”。他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既是理想的道德境界，又是一種方法論原則。中有中正、中和的意思，庸是用的意思，合起來說，中庸也就是“用中”，即反對“過”和“不及”兩種片麵性，“允執其中”。孔子在評論他的兩個學生時說：“師也過，商也不及”。結論是“過猶不及”，因為無論是“過”還是“不及”都離開了中道。這也就是說，隻有排除極端，維係矛盾雙方的和諧、統一和平衡，才算達到了中庸。他還指出，禮是衡量中庸與否的具體尺度。他說：“禮乎禮，夫禮所以製中也。”這樣，孔子便把“禮”、“仁”、“中庸”連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這也就是孔學的基本框架。
孔子認為，“禮”、“仁”、“中庸”等觀念的形成，需經過長期的學習和實踐。他經常教導自己的學生說：“不學禮，無以立。”“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既是一位淵博的學者，又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他提出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不恥下問”等名言雋句，被後世學者視為座右銘。他創立的因材施教、啟發式教學法，至今仍有實用價值。
孔子的學說體係以人道為重點，對於天道談得不多。他的學生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沒有明確否認傳統的天命觀念，他在不得誌或懊喪的時候，曾發出這樣的感慨：“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但他並沒有把天看成有意誌的人格神。他說：“天何言哉?四時孟子像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把天描繪為四時交遞、萬物繁衍的自然過程，一點也沒有神秘色彩。對於鬼神，孔子則抱著敬而遠之、存而不論的態度。學生向他請教神鬼方麵的問題，他含糊其辭地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他看來，現實的此岸世界比虛幻的彼岸世界重要得多。孔子雖然沒有明確地提出無神論觀點，但也表現出相當鮮明的理性精神。這就在天命鬼神觀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對後世無神論思想的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
戰國時期，儒家學派開始分化。據《韓非子·顯學》記載：“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在這八派中，以孟軻為首的“孟氏之儒”和以荀況為首的“孫氏之儒”在理論上的貢獻較大。
孟子繼承孔子仁的思想，進而提出仁政學說、性善論和“盡心、知性、知天”的哲學思想。孟子，（約前372~前289)名軻，字子輿，鄒國(今山東鄒縣)人。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後裔。父早亡，由母親仉扶養成人。他就學於孔子的四世孫孔伋(字子思)的門人，自稱“得聖人之傳”，表示“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他的經曆也與孔子相似。中年時期曾周遊列國，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一度任齊國的客卿，並未得到重用。在法家思想大行於世的情況下，孟子行仁政的主張顯得“迂遠而闊於事情”，得不到諸侯們的賞識。孟子拒楊墨，斥法家，極力維護儒家學說，以好辯著稱。晚年專門從事著述講學，“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孔子曾提出“為政以德”的原則，孟子在此基礎上發展成為係統的仁政學說。孟子同孔子一樣，也主張從道德教亞聖廟化入手解決治理國家、統一天下等政治問題。孟子行仁政的主張是在比較王道與霸道兩種對立的統治策略之後形成的。他指出，王道的特點是以德服人，霸道的特點是以力服人。這兩種策略會收到不同的效果：“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因此，采納王道、實行仁政才能贏得人民的擁護，得到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