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希我
我曾經應邀到一所中學講座，來的基本是文學少年，他們是來聽作家鼓勵的。可是，我卻告訴他們，寫作對人生是有害的。提問環節，有學生問：那麼如何能既寫作又不遭到傷害？我答：到《讀者》為止。大家大笑。我知道，文學寫作者基本對《讀者》的趣味不認可。但是不可否認，《讀者》確實能讓你“詩意地棲居”。“詩意地棲居”是海德格爾借用荷爾德林的詩句，在納粹時代活得滋潤的海德格爾，“詩意”當然是可能的，但這不是文學的“詩意”。文學寫作者應該明白：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可恥的。
3年前，在學院的要求下，我開了一門文學創作課程。開設這課程，我極為猶豫。在我看來，在這急功近利的時代，學生學習寫文學作品，不如學習寫論文；學習寫論文，又不如學習寫公文。所以第一節課，我就把醜話說在前頭：一，我不能教，魯迅說過，教人寫作的是騙子，我不想當騙子；二，我不敢教，因為寫作會害了你們。確實，要毀掉一個人，就讓他愛文學。我見過無數被文學害了誤了的人。
文學（乃至人文科學）跟自然科學一樣，都求“真”，但文學的求真卻是對“真”的無休止的糾纏。自然科學追求“真”是理性的，但文學是非理性的。自然科學總是雄心勃勃說：“我能夠！”文學總是憂心忡忡懷疑：“我能嗎？”自然科學牽著人類向前奔跑，文學則拖著人類步伐，不停地問：“我是誰？”“我在哪裏？”“為什麼？”所以文學是可怕的，它與其說是追求客觀的“真”，毋寧是沉湎於自我的糾結中，那才能成就“美”的感覺。這種情況下，“美”成了《金閣寺》裏那個阻礙溝口生存的金閣寺，成了“惡”。當然，自然科學也不那麼令人愜意，“真”是不能一追到底的。魯迅在《立論》裏說了一個故事：一個人家裏生了孩子，有人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的，他得到了感謝；有人說：這孩子將來要死的，他被大家合力痛打。“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許謊。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打。”所以，我們歸根結底也是不需要“真”的，處在“真”的世界是可怕的，我們將一刻也不得安寧。所以我們必須有宗教，由它來淡化“真”，給人慰藉，那是“善”。有人說，文學也具有慰藉功能，但通過文學來達到慰藉，基本是飲鴆止渴。
既知文學有害，那麼我自己為什麼要寫作？因為被套住了。當然，更因為寫作讓人受苦，因而也讓生命獲得豐富。雖然“頭腦簡單是多麼的幸福”，但是沒有誰願意當個傻子。寫作讓我體驗到了生命的豐富性。我欣喜地看到，這次獲獎的不少作品，也有著豐富的生命體驗。我讀到了這樣的詩句：“仿佛身體從來就都不是自己的/以致有人害怕擁有/仿佛時間從來隻能屬於他人/順從內心之時反而如履薄冰”（盧悅寧《私奔》）；我聽到了向瘋癲發問：“你瘋了嗎？/我沒瘋。/你瘋了嗎？/我瘋了。/說瘋了的人是真沒瘋。”（祝瑞娟《神經病》）；我跟著一個木訥的人去探病，用眼睛跟病人交流，體會到了這種無聲的表達跟能言無語“簡直像是天堂之於地獄”（唐詩人《探病》）；我看到了這樣的微笑：“……微笑著打掃著敬老院/微笑著麵對人來人往/微笑直到死去。/總是要死的，但是誰也不能強迫我失去我的微笑/就像泛黃的我和我丈夫的遺像被兒媳婦端正地擺在正廳中央/她後悔得哭的時候，我在她身體上方，微笑著看著她/即使她看不見我/我用微笑告慰靈魂，笑又不分生死。”（餘振光《塚》）；我還看到了向隱秘區域探索的努力（顏炳勝《記憶的永恒》……看到這些，我的心情可以用舒婷的詩句來表達：“一半為你擔憂，一半為你驕傲。”
但是我還是擔憂，是對寫作本身的擔憂。雖然我看到了向孤獨敬禮（高沁《孤獨的大多數》），但我看到了更多作品，思維還是比較貧乏，對世界的理解還太扁平。當然，畢竟作者還是學生，還年輕，但是有些思維定勢似乎恰是年輕時、甚至年幼時被塑造了的，比如道德化、致用化地理解文學。我們從小學到中學，都被這種評判取向所引導，所謂文學，隻不過是世俗培養計劃之下的奴仆課程。我記得我中學時，就有老師告誡我，如果你不能端正好思想，到了大學，對圖書館裏的那些書，就不能分辨出哪些是精華，哪些是糟粕，你的人生就會走邪路。這種教育理念，現在仍然沒改變。看看給學生什麼樣的文學食物：我們的中小學教材，基本上是二三流作家的作品，或者是一流作家的二三流作品。我們的學生從小就是被這樣的養料培育出來的。所以當他們接觸到真正好作品，隻會驚惶失措，無所適從。比如經常有學生問我，某個作品對我們的人生有什麼指導意義？又比如有的學生跟我談起作品中的人物，在意的是他們做得對不對？符合不符合道德？甚至是好人還是壞人？不少人認為文學就是歌頌“真善美”、批判“假醜惡”，絲毫不知“真善美”與“假醜惡”之間並非“二元對立”，它們的關係是十分吊詭的……即便是入選此書的作品，也不少陷入了這種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