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都是活在記憶之中。活著的感覺、尊嚴和意義，其實都隻有在曆史的記憶之中才能明白和證明。我們不能不記憶，我們每個人每分每秒都不能離開或停止記憶，就像每個人每分每秒都不能停止呼吸一樣。在一個人的一生中曆史的記憶往往也像一年中有春、夏、秋、冬四季一樣，有生機盎然的春天、有歡快熾熱的夏天、有天高雲淡的秋天、也有北風凜冽的寒冬光陰飛逝，流年似水，轉瞬間曾經少年氣盛的我在經曆了數十年的顛沛起伏以後如今已是一個白發老媼了，一生中所經曆過的多少往事如影相隨，其印象不僅未曾暗淡，甚至隨著時間的推移愈顯明晰起來，進入老年的我也生活在記憶之中……
20世紀30年代，我出生於西北黃土高原的綠洲城市——蘭州市的一個傳統知識分子家庭中，我的父親水梓先生（1884—1973）是清末秀才，也是中國最早的大學——京師法政學堂的首屆畢業生，他在北京曾參加過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活動，並親曆了1911年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辛亥革命。但是父親的大半生事業還是立足於為了實現他“教育救國”的理念，在上個世紀20、30年代他在地處邊陲、貧困、閉塞、落後的甘肅推行現代教育、文化工作方麵曾經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由於生長在這樣的家庭之中，所以，我和我的弟兄們也都在不同的曆史年代受到過良好的家庭教育及學校教育，我們的一生中大都在不同的專業領域從事文化、教育工作。
1952年夏天，我高中畢業後，從小醉心於音樂、美術的我被所在中學保送免試入西北師範學院（今西北師範大學）美術係繼續深造。就在我躊躇滿誌準備去學校報到的前夕，一向慈愛的父親卻對我入高校後的專業選擇，嚴肅地提出了不同意見和建議。我還十分清楚地記得：就在他的書房——“平盧”的書桌前，他對我說：“女孩子也可以選擇一門社會科學專業進行學習，你喜歡音樂、美術可作為業餘愛好就好！”父命難違，記得當時我幾乎是帶著一種賭氣的心態，改報誌願為西北師院曆史係，當我告知父親後，父親竟欣然表示讚許。但是，我改報誌願為曆史係自然就不屬於保送生了，得經過學校正規、嚴格的入學考試後才被錄取到曆史係就讀。有趣的是入學後的一年中，我的名字竟然同時出現在曆史、美術兩係的學籍表及學生點名冊中，在一年之後才由學校教務處予以改正為曆史係。
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西北師範學院曆史係是西北地區高校文科各係中師資力量最強的係科之一，以擁有“八大教授”聞名於世。我在校就讀期間這些名師們幾乎全都給我上過課，在課內外給予了我許多學業上的指點。其中如長於校勘、考據及古文解讀的金少英先生（1898—1979年，浙江紹興人）是一個戴著金絲邊近視眼鏡、衣冠楚楚、滿口紹興官話的瘦小老人。同學們在背後偷偷叫他為“紹興師爺”。他給我們班上曆史要籍及選讀課，上課一絲不苟，對學生的學習要求甚為嚴格，下課後多次要去我的課堂筆記查看有無記錄錯誤之處。他為我們選講的《漢書·食貨誌》《史記·平準書》解讀之精細，讓我至今記憶猶新。足跡踏遍歐美各國的許重遠老先生（1896—1966年）是河北饒陽人士。他給我班擔任世界上古史及中古史課程。他早年曾長期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就讀並擔任研究人員，上個世紀30年代也曾擔任過河北省教育廳廳長。他是我畢業留校任教後的專業指導老師，當年已是須發皆白的高齡老人了。他對學生態度之誠摯、和藹得就像一位老父親一樣，我在專業上有問題求教時，他可從他的書架上排列有序的《大英百科全書》中抽出一本，任意一翻就翻到我所提問題之處，耐心對我作解答之後，總要強調說：“做學問就要能熟練查用工具書，這是學者們的基本功。”老人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至今還在眼前難以忘懷。再如，給我班擔任《世界現代史》課程的是福建福州人薩師炯先生（1913—1967年），他是1950年才回國的英國留學生，是中國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現代海軍創始人之一薩鎮冰先生的族裔（抗日戰爭時期薩鎮冰先生曾來過蘭州，多次到過父親的花園“煦園”和父親促膝長談）。薩師炯先生滿口難懂的福建話，但其教學時教材組織的內部邏輯性之嚴密、係統性之強是他教學最大特點和優勢，上他的課也使我受益匪淺。薩師炯先生教態嚴肅、不苟言笑，我班同學都有點怕他，但有一次下課後，他竟破例叫住我說：“水天同是你什麼人？他是我叔父薩本棟的留美同學。”我回答是我的大哥後，他嚴肅的臉上竟然露出了罕見的親切笑容，和藹地對我說：“好好學吧，曆史學是一門十分嚴謹、內在係統性、邏輯性極強的學科，不能組織好教材，隻羅列史實，講課的效果還是不會好的。”薩先生這句話使我受益匪淺，至今猶在耳邊。還有，給我班擔任過《中國古代及中古史》的教授有著名的隋唐史專家金寶祥教授及魏晉南北朝史專家王俊傑教授，他們都是專業精湛、有獨到學術見解的名師。教學上也都一絲不苟，但不同的是從教學風格上看，金寶祥先生對學生學習要求之嚴格近於苛求，經常在課堂上點名批評學習或成績差點的同學，而王俊傑先生則是一派和藹可親的長者風度，教學深入淺出，他們的教學都深受同學們的一致好評，我在大學時代有幸受教於這些名師們，真正是畢生難以忘卻的紀念。在四年的學習過程中，這些名師們對我這個好學多問的女生給予了更多耐心指點、熱情的鼓勵和嚴格的要求，包括課外閱讀作讀書筆記、寫心得、寫論文等諸多方麵的指點。我也逐漸由低年級時對這門深奧、冷僻學科的被動學習狀態逐漸由淺入深，到大學三年級以後，我幾乎已沉醉於曆史學這門既古老但極富魅力的冷門學科的廣闊海洋之中不能自拔。回憶大學時代我在蘭州西郊，交通極不方便（夏天進城回家經常乘坐黃河上的羊皮筏子，冬天則隻有坐交通馬車了）。在條件如此艱苦的西北師院的自習教室內，在廣闊校園的綠蔭叢中，高大的白楊樹下，在圖書館書庫及閱覽室內乃至滾滾東流的黃河之濱到處都留下了我這個“書呆子”的腳印。遇到考試階段，在家裏昏暗的煤油燈或燭光下慈愛的母親高孝芳（1900—1991年）常常陪我讀書到深夜……若幹事實證明當年父親建議我上大學另選一門專業的教誨的確沒有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