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史科》1987年第3期發表了著名翻譯家安危首次翻譯的《埃德加第1章 斯諾采訪魯迅的問題單》和《魯迅同斯諾談話整理稿》（原文獻用英語寫成）。據翻譯者研究，1936年四五月間，美國著名新聞記者埃德加第1章 斯諾以問題單的形式，就當時中國文學的現狀，采訪過魯迅。問題單共提出了23個大問題、15個小問題，涉及了1936年4月前中國現代文壇上作家的傾向、流派，各種文學體裁創作的最優秀作家，左翼文藝運動的成就和現狀，政府的文藝政策，外國作家作品的翻譯及其對中國現代作家的影響等諸多方麵。魯迅認真地作了簡要回答。因此，這份文獻可以視為魯迅逝世前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發表的係統評論。魯迅在回答這些問題時，認為中國現代最優秀的雜文作家依次是：周作人、林語堂、魯迅、陳獨秀、梁啟超。60年過去了，事實證明魯迅這一論斷是公正的，經得住時間的考驗。根據魯迅這一論斷，應甘肅人民出版社之約請，我編選了《中國現代五大優秀雜文家叢書》（5本），以期比較係統地展現本世紀30年代中期前，特別是二三十年代雜文創作的主流，為廣大讀者奉獻一套簡明實用的雜文選本。
雜文是以論說為主的一種散文。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中認為，中國現代散文之所以在“五四”時期走向成熟，有兩重原因：一是外援，一是內應。“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學哲學與文學上的新思想之影響，內應即是曆史的言誌派文藝運動之複興。假如沒有曆史的基礎這成功不會這樣容易，但假如沒有外來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沒有新生命，不會站得住”。另外，現代雜文的產生與發展，還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中國現代“急遽的劇烈的社會鬥爭，使作家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感情熔鑄到創作裏去，表現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裏；同時，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采取通常的形式來表現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於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於民眾鬥爭的同情……”（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第1章 序言》），於是，便采用雜文這種短小精悍、生動活潑的形式來表現。中國現代雜文是借助報刊雜誌這類現代媒體對舊中國封建專製主義、蒙昧主義和禁欲主義進行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而走上文壇的，其源頭肇始於梁啟超1899年與1902年在日本創辦的《清議報》與《新民叢報》。梁啟超在這兩種報紙上發表了100多篇文章，使他成為戊戌到辛亥年間最著名的資產階級宣傳家。由他創作的筆端常帶感情的新文體，可以看作古代雜文到現代雜文的一種過渡，他的《新民說》、《自由書》、《歐遊心影錄》，看作雜文集也不為過。
陳獨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帥，是中國現代雜文的拓荒者，他在1918年4月15日卷4號《新青年》上開設的“隨感錄”專欄，是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隻登雜文的專欄，在他的帶動與號召下。魯迅、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等都在這一時期開始了雜文創作。他在《新青年》與《每周評論》等刊物與稍後創刊的《向導》周報、《布爾什維克》等共產黨機關刊物上開設的“寸鐵”專欄上，發表了670多篇“投槍”與“匕首”式的極短小的雜文，成為“五四”到大革命失敗時期大小曆史事件的鐵的見證。
在雜文的發展史上，有_個刊物起了特殊的作用，這就是《語絲》。《語絲》1924年11月創刊，1931年終刊，出版了7年。據魯迅在《我和語絲的始終》一文中回憶，該刊向來的編法，“就是：凡社員的稿件，編者並無選取之權，來則必用，隻有外來的投稿，由編輯者略加選擇，必要時且或略所刪除”。“但在不經意中顯示一種特色，即：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除”。魯迅同時指出：“不願意在有權者刀下，頌揚他的威儀，並奚落其敵人來取媚，可以說，也是‘語絲派’一種幾乎共同的態度。”“語絲派”的努力使中國現代雜文在20年代中期就達到了頂峰，魯迅和周作人就是“語絲派”中產生的雙峰並峙的雜文大家。魯迅先後在語絲上發表雜文150多篇，他的《野草》的全部，《墳》、《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三閑集》中的大量雜文是在《語絲》上發表的。周作人在《語絲》上發表雜文達432篇之多，他的《雨天的書》、《澤瀉集》、《談龍集》、《談虎集》、《永日集》中的相當一批雜文是在《語絲》上發表的。而林語堂，則是“語絲派”第二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第一本雜文集《翦拂集》中的雜文幾乎全部是在《語絲》上發表的。30年代初，周作人創辦了雜文刊物《駱駝草》，提倡閉戶讀書，走入草木蟲魚。林語堂先後創辦了《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等雜文刊物，提倡“閑適”與“性靈”。隻有魯迅仍一如既往，以雜文作“匕首”和“投槍”，進行韌性的戰鬥。不過，從另一角度看，周作人和林語堂的那種消極的轉化，卻開拓了中國現代雜文的題材領域，尤其是周作人的專談衣食住行、草木蟲魚的雜文及科學小品，雖然與狼虎橫行的時代格格不入，卻大大增強了現代雜文的知識性與趣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