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黨：這裏是反語，當時國民黨反動派曾用“匪黨”等字眼誣稱中國共產黨。
福建獨立：指1933年11月在福建發生的政變。
牛蘭（Naulen）：即保羅·魯埃格（PaulRuegg），原籍波蘭，“泛太平洋產業同盟”上海辦事處秘書，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工作人員。
興行場：是日語“戲場”的意思。
【精品賞析】
《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最初發表在1934年3月號日本的《改造》月刊上，是魯迅後期雜文中特色鮮明的代表文章。文章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關於中國的火；二是關於中國的王道；三是關於中國的監獄。三個部分各自獨立但卻貫穿了一個主題：在深刻地剖析了中國曆代統治者的統治策略——“王道”與“霸道”的基礎上，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所鼓吹的“王道”論的虛偽性，旨在呼籲人民認清並衝破精神枷鎖。結構上的精心安排是本篇的一大亮點：其中，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都是講有史以來侵略者、剝削者所實施的統治，兩部分所揭示的內涵一致，但寫作手法卻不同。第一部分以“火”開篇，由神話寫到曆史，再由曆史寫到現實，對文章第二部分起著鋪墊作用；第三部分則用事實說話，列舉了古今中外的各式監獄，和在監獄中看似“人道”的荒唐條款，目的是在揭露國民黨反動派以“人道”為幌子施行暴政，將中國變為一座大監獄的罪行，是對第二部分的深化。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中心，作者敘述事實、博采史料，在看似漫不經心的敘述中深刻地分析了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王道”的事實，指出統治者所鼓吹的“王道”，不過是為了麻痹人民思想和鬥誌的“新藥”罷了，從而揭露了“王道”論的虛偽和反動。三個部分前後照應，層層遞進，緊扣文章中心：“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
自覺意識和獨立人格一直是魯迅所倡導的，而要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倫理觀念就要擺脫和衝破專製製度下的精神枷鎖，這在魯迅的許多文章中都有所闡釋。《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就是這樣一篇氣勢磅礴的作品。文章在充分展示了魯迅的精神氣魄的同時，也展現了他雄渾凝重的文風。
拿來主義
中國一向是所謂“閉關主義”，自己不去，別人也不許來。自從給槍炮打破了大門之後，又碰了一串釘子，到現在，成了什麼都是“送去主義”了。別的且不說罷，單是學藝上的東西，近來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覽，但終“不知後事如何”；還有幾位“大師”們捧著幾張古畫和新畫，在歐洲各國一路的掛過去，叫作“發揚國光”①。聽說不遠還要送梅蘭芳博士到蘇聯去，以催進“象征主義”②，此後是順便到歐洲傳道。我在這裏不想討論梅博士演藝和象征主義的關係，總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說，也可以算得顯出一點進步了。
但我們沒有人根據了“禮尚往來”的儀節，說道：拿來！
當然，能夠隻是送出去，也不算壞事情，一者見得豐富，二者見得大度。尼采就自詡過他是太陽，光熱無窮，隻是給與，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陽，他發了瘋。中國也不是，雖然有人說，掘起地下的煤來，就足夠全世界幾百年之用。但是，幾百年之後呢？幾百年之後，我們當然是化為魂靈，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獄，但我們的子孫是在的，所以還應該給他們留下一點禮品。要不然，則當佳節大典之際，他們拿不出東西來，隻好磕頭賀喜，討一點殘羹冷炙做獎賞。
這種獎賞，不要誤解為“拋來”的東西，這是“拋給”的，說得冠冕些，可以稱之為“送來”，我在這裏不想舉出實例。
我在這裏也並不想對於“送去”再說什麼，否則太不“摩登”了。我隻想鼓吹我們再吝嗇一點，“送去”之外，還得“拿來”，是為“拿來主義”。
但我們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先有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炮，後有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印著“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於是連清醒的青年們，也對於洋貨發生了恐怖。其實，這正是因為那是“送來”的，而不是“拿來”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