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先生是哲學史家，又是哲學家，他以哲學家的觀點治哲學史，故能獨具特色。這裏隻講一個問題——二十世紀中國哲學家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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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學術活動的時代在二十世紀。中國人是懷著屈辱走進二十世紀的，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了中國的首都北京，趕走了皇帝，被迫簽定了不平等條約。從此，中國時時處在被瓜分的邊緣。二十世紀給中華民族的曆史使命是救亡圖存，促進中國現代化，迅速擺脫半殖民地的地位。馮先生的哲學史是在這種背景下撰寫的。它是一部學術著作，卻又不是純學術的著作。國家危難，喚醒了廣大愛國人士，人們從不同的崗位提出救亡圖存的主張。企業家提出實業救國，教育家提出教育救國，各政治團體和黨派也都提出了他們的救國綱領。舊版《中國哲學史》出版於1933年，當日本軍占領東北三省(1931年)的後二年，他在《中國哲學史》序二中寫道：
“此第二篇稿最後校改時，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處其境，乃真知古人銅駝荊棘之語之悲也。值此存亡絕續之交，吾人益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覺當如疾痛時之見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無錯誤者，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書立說之宗旨。無論其派別如何，而其言之字裏行間，皆有此精神之彌漫，則善讀者可覺而知也。‘魂兮歸來哀江南’；此書能為巫陽之下招歟，是所望也”。
《序》中用了“銅駝荊棘”的典故，絕不是誇大其辭，當時的中國確實處在亡國的邊緣。當時，日本軍用飛機無限製地在市區上空低空飛行，學生上課時飛機噪音幹擾了講課，有時不得不停一兩分鍾，飛機過去後再接著講，機翼上鮮紅的日本徽誌刺傷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心，北京已經是一個邊城。果然，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麵開始了。
十年後，馮友蘭先生在戰爭流離顛沛中先後出版了幾部哲學專著，《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等六部。他在《新原人》序中說：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所應自期許者也。況我國家民族值貞元之會，當絕續之交，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者，豈可不盡所欲言，以為我國家致太平，我億兆安心立命之用乎?……此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及此書所由作也”。
出版《中國哲學史》十年後，也就是在日本侵略軍戰敗投降的前二年，馮先生兩次提出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名言，國家危難之際，愛國知識分子的曆史使命感和一片赤誠，躍然紙上。
馮先生從事哲學研究，不論治哲學史還是從事哲學理論構建，都與祖國的文化建設、民族振興相聯係。他不是尋章摘句地論述前代思想，而是為民族、國家建立新文化準備條件：
“通觀中國曆史，每當國家重成統一，建立了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各族人民和睦相處的時候，隨後就會出現一個新的包括自然、社會、個人生活各方麵的廣泛哲學體係，作為當時社會結構的理論基礎和時代精神的內容；也是國家統一在人民思想中的反映。儒家、新儒家都是這樣的哲學體係。中國今天也需要一個包括新文明各方麵的廣泛哲學體係，作為國家的指針”。(《自選集》6頁)
這是1982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授予馮先生哲學名譽博士學位時，他的講話。他要用哲學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盡自己的力量。有些研究馮友蘭先生思想的學者，興趣都放在馮先生早年的哲學與晚年哲學的區別上。有人對他早年哲學多有肯定，而對晚年哲學多有指責；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肯定晚年，否定早年。馮先生自己卻沒有把它看作兩種性質不同的著作，他認為文化不能割斷，建立新文化離不開舊文化，繼承舊文化是繼承，批判舊文化也是繼承。新與舊本不是對立的，而是銜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