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穎近日攛掇我，說這本舊作還可以拿出來再版，而複旦大學出版社也有重印的意願，對他們的厚意，我感銘在心。這幾天，把十數年前的這本舊作翻出來重讀了一遍，真有恍若隔世之感。談論當代詩是件難事，更何況曾經是那樣“桀驁不馴”和“自命不凡”的“第三代”詩。當時選擇這樣的論題，雖不免有幾分莽撞，但還少不得挾有幾分“膽氣”，現在回想起來，還是忍不住要替自己捏一把汗。
上世紀80年代後半期，我和一班當時都還算年輕的朋友，隨潘旭瀾先生編撰《新中國文學詞典》，擘畫分工時，我分領了詩這一塊。我做事向來少長性，興趣容易轉移，再說當時簇擁在當代小說研究領域裏的人實在是太多了，就留了份去別處尋覓天地的心。即使從今天的眼光往回看，我還是覺得，從80年代的後半期起，在對時代和人的精神深度以及文字表達的限度所作的種種探索中，一部分詩要比其他文類做得更努力，也更深入，所以當潘先生跟我商量，問我願不願意做詩這一塊的時候，我雖不十分熟悉，也無多大把握，但還是樂意的。我們的詞典時撰時輟，斷斷續續編了足足有好幾年的工夫，由於詞典本身體例上的限製，諸如極為狹小的文字空間，必須持守的中性立場，等等，都讓人有束手束腳的不自在感，另外也礙於外部強勢意識形態，以及長年置身在這種意識形態下所形成的，就連詞典編撰者自己也未必意識得到的種種自肅自律，諸多因子輻輳起來，致使我自己真正喜歡的、也花了力氣的北島一代及80年代中期已經開始陸續嶄露頭角的一批年輕詩人和詩作的條目，後來基本上都沒有能夠留存在那部詞典裏，即使存留一點，那也往往已經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樣子。因為有這樣一份遺憾橫亙在心，加上不久後我在職隨潘先生攻讀博士學位，便有意識地想在學位論文的寫作中，多多少少彌補這份遺憾。因為心情，也因為趕時間，論文做得很粗疏。答辯是在很壓抑的那個冬季，答辯前，潘先生要我把稿子拿去再看一下，並沒有叫我再作改動，但看得出來他並不放心，因為“第三代”詩這一名目放在那個特定的時期，是有違礙時忌的嫌疑的。答辯的情形現在早已忘得一幹二淨，但潘先生當時臨當特定氛圍時的那份警醒，那份對弟子的嗬護有加之情，至今曆曆在目。1993年我從日本慶應大學遊學歸來，正好有一段空隙，就躲在家裏，把上麵提到的那篇粗疏的論文整個重新寫了一遍，寫完時，心裏多少有點了卻一樁心願的感覺。
以上是關於這本小書寫作起因前前後後的一點追述。此書最初由思和先生編入他與王曉明聯袂籌劃的“火鳳凰新批評文叢”之中。那時候我是個不懂得感恩的人，書的前言後記中，居然沒有一個字提及這本書的最初成因是如何得益於潘先生的。現在，當我打算把這樣的文字鄭重補寫進它的修訂版裏時，卻已經沒有多少意義了，因為潘先生已經無從看到它們。這是令我感到深深懊悔的一件事。
原書中除幾處明顯乖舛錯亂的文字，趁這次重印的機會改過以外，其餘都一仍其舊，以便在寫作的意義上能夠忠實於那個時代。新增補的附錄一“背景資料或參考書目”，是想讓讀者對書中直接或間接涉及的詩人詩作，有個大體類似於地理坐標的參照。該篇從劉福春《新詩紀事》（學苑出版社，2004）、王家新《90年代詩歌紀事》（收入《中國詩歌九十年代備忘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那裏受惠頗多，在此特致謝忱。附錄二裏邊的兩篇文字，都討論到我所喜愛的詩人王家新。王家新起步很早，80年代初就已經是很好的詩人了，但他的身影先是不免受到先聲奪人的北島等人的遮掩，隨後又注定了與“第三代”詩的“喧嘩和騷動”之間，隻能是落落寡合的關係。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曆史所呈示出的異常嚴峻的一麵，以及隨後社會文化急驟轉型所帶來的整個90年代價值、思想和文化的失重和失效，則開始使王家新突破了一直籠罩著他的氛圍，將他視野的開闊和對時代嚴峻一麵的切身痛感及其承當，即他獨異的、有沉重質感的詩思，推置到了較為顯目的前景。這些，原書因受限於論題所設定的範圍而無從述及，附錄兩文在這裏，供讀者略作參考。
2007年1月14日
修訂者謹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