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世紀，發生了多少重大事件，死了多少人！世界大戰又一個世界大戰，俄國革命接著中國革命，無產階級要替代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陣營要包圍社會主義陣營，無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與解放全人類的世界革命，貧困的第三世界與饑餓的社會主義，經典神話的破產與現代科技大爆炸，多元化與一體化，政治與經濟，鐵與血……曆史走向瘋狂又陷入沉思，在所謂的“紅色恐怖”的煉獄裏，在芻狗般的奄奄一息的角落裏，一個被縛的普羅米修斯為災難深重的民族尋找出路。
麵對馬克思、列寧、斯大林與毛澤東的成功和失敗，顧準無數次地提出一個同樣困惑著當年魯迅的迫切的社會命題：“娜拉出走以後怎樣？”
在重大的曆史關頭或者在重大曆史事件麵前，任何一個人首先應該獨立思考：“這是為什麼？”接著就要問：“娜拉出走以後怎樣？”
為了回答觸及民族甚至觸及身家性命的這一問題，顧準本著科學精神，大膽提出一連串富有說服力的創見。你可以不加認同甚至完全反對，但它絕非徒托空言，你不能不承認它的極高的學術價值從而不能不尊重它的合法存在。
顧準剖白心跡道：“我轉到這樣冷靜分析的時候，曾經十分痛苦，曾經像托爾斯泰所寫的列文那樣，為我的無信仰而無所憑依。”
我愈來愈走向經驗主義的時候，我麵對的是把理想主義庸俗化了的教條主義。我麵對它所需要的勇氣，說得再少，也不亞於我年輕時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氣，這樣，我曾經有過的失卻信仰的思想危機也就過去了。
他提出民主問題，認為：“馬克思十分向往雅典民主，這就是《法蘭西內戰》一書的基調，但直接民主隻能行使於‘城邦’，廣土眾民的國家無法實行直接民共是複古，是不切實際的空想，事實證明行不通。”
直接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
他認為列寧強調直接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進行無畏的革命，奪取了政權，掃蕩了沙皇政治的汙泥濁水，問題是“娜拉走後怎樣”？列寧相信直接民主，在布列斯特和約訂立之後，以充分的勇氣解散了全部軍隊，用赤衛隊代替常備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誡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為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塚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
這就是李斯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史官文化。於是，“君天也，天不可逃也”，史官服務於權威。知識分子不滿這一套，隻好像賈寶玉那樣當和尚去。李卓吾並不是因為失戀，實在是因為不甘史官文化的桎梏，晚年入了空門，獄中死前留語還自稱老衲。在西方，政治的權威不是至上的權威，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過那種和尚是研究科學、寫哲學著作的“和尚”。他們入了空門，精研幾何、邏輯、天文、皇帝老子也管你不著。而中國，除了倫常禮教之外，沒有其他學問，專心知識、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權，隻好走老莊禪佛一路。明末傳教士帶來《聖經》、幾何學、曆法等之後，徐光啟飯依了基督教，顧炎武卻逃不出宋明理學的窠臼！賈寶玉不做“祿蠹”，隻好出家當和尚。當和尚又怎麼辦？“娜拉走後怎樣？”也就是說出家以後如果想活下去，而且還要維持一種清高的生活怎麼辦？顧準回答說：“要不做‘祿蠹’，要有一種合適的社會條件。不同於古希臘的現代條件是，尊重每個人的事業，每個人的創造性勞動。居裏夫人的科學業績，一個詩人的好詩，都受人尊重，政治家的地位不比科學家高。當然，這又是精神貴族的語言，而且，說老實話，我承認，清潔夫的工作，怎麼也不會受人尊重得和教授一樣。我老實承認，我的平等主義，對待清潔夫的是憐憫而不是尊重。不過，無論如何比一切都俯伏在天王或王室前麵要好得多吧？”
他肯定地說：“中國思想隻有道德訓條。中國沒有邏輯學，沒有哲學。中國沒有唯理主義。中國有不成係統的經驗主義，一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藝傳統，這成不了‘主義’，隻成了傳統的因襲。中國有原始的辯證法，然而中國人太聰明，懶得窮根追底，所以發展不出什麼有係統的辯證法一何況，辯證法還必須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發展得出來，黑格爾可以為證。也許沒有宗教精神確也有好處，因為科學與民主更易被接受。然而，政治權威的平民化，卻不比驅逐宗教精神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