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13日，農曆乙酉年春節。這一天，從華中到西南普降大雪，當時的《中央日報》報道說，湖南西部，雪是10年少見，而貴陽的大雪則是20年來所僅見。
這一年，中國的抗戰進入最後時刻，但忍受8年戰亂的百姓們卻並不敢奢望戰爭立刻結束。大年初一的《大公報》社評裏寫道：“今後一年是我們國家最艱苦的一年，已經吃了七八年苦，再吃苦一年，就有苦盡甘來的展望。”
作為戰時的首都，重慶從元旦開始就沒有太多的喜悅。寒冷的嚴冬中，天氣已是十幾天陰霾不開。每個星期，市內所有的街區都會有一個晚上無水無電。即使有電時，燈泡的亮度也隻有一根蠟燭那麼弱，被人們形容為像鬼火一般昏暗。
新年前不久，蔣介石的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按慣例要為蔣介石撰寫新年文告。18年前，已經成為《商報》主編的陳布雷放棄了自己蒸蒸日上的事業，投入北伐總司令蔣介石的麾下，並逐漸成為蔣介石最信賴的執筆者。
在拿到蔣介石1945年文告要點後，陳布雷感到愁緒滿懷。上一年，國民黨在豫湘桂戰役中一潰千裏，後方的政治經濟也沒有絲毫起色，這成為全國輿論和共產黨的聲討之處，如何不失體麵地總結這些事讓他費盡心思。在日記中陳布雷這樣寫道：“橫看豎看，狂抽了幾根煙，仍感到無從下筆。”
但陳布雷素有“文膽”之稱，元旦這天淩晨，蔣介石以演講的形式準時發布文告，表達努力扭轉軍事和政治頹勢的決心。
完成文告，陳布雷得以擺脫繁冗的公務，住進與重慶鬧市區隔江相望的黃山官邸。陳布雷的《新春雜記》裏留下了這樣一段話：自去年春節間國外輿論受共產黨影響而有顯著之變遷之後，我中樞對國事之措置更覺艱難，自此迄今有一年矣。以我國當前之人力，悉力從事抗戰尚且不遑，而何堪更加以政治上、外交上之應付耶？
歐洲戰場上，德軍出動僅存的熟練飛行員向比利時馬爾德海姆市的盟軍基地發動空襲。這次襲擊德軍損失250架飛機，戰略後備力量已消耗殆盡。
太平洋戰場上，2月19日，美軍進攻距東京僅1200千米的日本空軍基地硫磺島。日本發動自殺式空中襲擊，重創措手不及的美軍。《香港日報》報道這場戰役為“太平洋戰中流血最多之戰”，“整個小島成了人間地獄，屍骨如山”。3月26日，在傷亡2萬人後，美國國旗在硫磺島最高點折缽山山頭艱難升起。至此，整個日本都進入美軍飛機的轟炸半徑。
硫磺島失敗的消息傳到日本國內，50歲的鬆下電器公司董事長鬆下幸之助對剛造出的木飛機由興奮變得黯然起來。從兩年前開始，與美軍的海戰使日本的戰爭資源消耗殆盡，“神風特攻隊”更使日本對飛機的需求大增。戰爭的狂熱讓日本人喪失了冷靜，日本軍方發瘋般地試圖以高強度木材代替鋁合金，製造飛機，這項任務交給了一直為軍方提供電子產品的鬆下電器。
《鬆下幸之助傳奇》一書中描述了鬆下幸之助接受這個任務時的情形：“受輿論的鼓動，鬆下對戰爭的失敗並未想過，聽說有可能輸，更是熱血沸騰。他對大西中將說：‘國家有令，即使要我扛槍衝鋒陷陣也在所不辭！’”這年春天，木飛機終於試飛成功，但是當第三架飛機飛上天時，日本已經無力扭轉戰局。
此時在中國的長江以北，八路軍各部開始執行“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的戰略任務，發起春季攻勢。華北、華中各大城市都已處於八路軍、新四軍的包圍中。
延安—中共根據地的大本營—年初開始的減租、減息運動正在進一步開展。從當時的照片可以看到，農民正高興地將地主退回的租子扛回家去。
在延安保育院裏，孩子們過得也很愉快，3年前開始的大生產運動使他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以前偶爾才能喝上的豆漿現在是孩子們的必備早餐，體質弱的還能得到一個雞蛋；午飯的主食是饃和肉，蔬菜則是盡量吃，並保證吃上水果，缺鈣的孩子可以喝專門的肉骨湯，服乳酸鈣來補充營養。
延安保育院的正式名稱叫陝甘寧邊區戰時兒童保育院。“七七”事變後，全國出現大量的逃難兒童。為救助這些孩子，全國的婦女界組織戰時兒童保育會，在全國設立11個分會29個分院，延安保育院就是其中之一。在延安保育院的救助下，邊區的許多兒童得到了很好的照顧，為邊區家庭和前線的將士解除了後顧之憂。
春末之際，延安迎來這一年最重要的一個會議。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央大禮堂召開，此時，距離中共六大的召開已經過去了17個年頭兒。會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明確規定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在中共七大召開的時候，中共駐重慶代表董必武得到國民政府頒發的一份特派狀，他和宋子文、顧維鈞等一起，被委派作為中國的代表，出席即將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聯合國成立大會。
上一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為了維護和平及建立未來世界的新秩序，中、美、英、蘇4國在美國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討論，決定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聯合國”。
臨行前，在重慶機場，攝影師為董必武拍下了幾張照片。照片上的董必武看起來十分平靜，氣度從容。
董必武在美國的出現一下引起轟動。當時一般美國人印象中的中國共產黨人是迥異於常人的三頭六臂式的人物，可董必武卻是一個八字胡須稀疏下垂的和善老人，演講時更是有理有據，沒有強加於人之處。一些西方記者形容董必武“通曉國際事務”，“為人和藹可親”，但又“頗為機敏”。
在美期間，董必武代表中國共產黨以1萬美元捐助《華僑日報》，不過他在美國接受的華僑同胞的贈款更多，這些錢用來替《新華日報》買回了3萬美元的印刷設備，還為有關部門買了其他急需物資。
為了節省開支，董必武自己和他的秘書並沒有住賓館，而是租用一位華僑的宿舍，自己做飯。根據一本已經保存了60多年的筆記本上的記錄，他們每人每天的房租隻有1美元多、夥食費隻有2美元多一點兒。在所列20項收入中，有3項是董必武捐出或上交的，合計2540美元。董必武在簽字儀式上穿的那套西裝，隻花了25美元。
兩個月後，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聯合國憲章》。簽字時，大會以抗戰開始時間為標準，特地推選中國為《聯合國憲章》第一簽字國。中國首席代表顧維鈞首先簽字，董必武代表中國共產黨，也代表中國，用毛筆鄭重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芷江是湖南雪峰山區一座古老的小城。4月中旬，日軍對芷江發動了進攻，這是日軍在中國的最後一次大規模的進攻。近20萬中國軍隊第一次在戰場上全麵擊潰7萬日軍，俘虜300多人。當中國第四方麵軍總司令王耀武視察日俘時，發現他們一個個都蓬頭垢麵，稚氣未脫，一見到清澈的池水頓時嬉鬧著撲向水塘。見到此情此景，王耀武隻留下了一句話：“日本帝國死期已近，讓這些連胡子都沒長出來的少年娃娃出來打仗，能不完蛋嗎？”
與此同時，在歐洲，德軍正試圖和英美盟軍接觸，想求得西線實現有條件的投降。東線上，蘇聯的進攻勢如破竹，蘇軍已經到達了柏林城外。
4月24日清晨，戰地記者瓦西裏·格羅斯曼借助著伏爾加的酒力，隨著蘇軍第三突擊集團軍的後續部隊，強打著精神向柏林推進，同時用速記本記下了所見所聞：“在經過柏林市區東北魏森塞時，一群衣衫襤褸的兒童圍了上來，我把衣兜裏所有的糖塊兒都拿了出來。
他們指著遠處被毀滅的村莊，嘴裏不停地在說什麼。我們解放他們的意義到底何在？”
格羅斯曼進入柏林郊區後不到一天，蘇軍就與英美聯軍會師易北河。5月2日，蘇聯紅軍攻克德國首都柏林，希特勒已經自殺身亡。
一周後，德國正式投降。
德國的投降讓美國將所有複仇的怒火轉向日本。當時美國國內充滿了各種反對日本的宣傳畫，有的公司借一個日本卡通士兵表現出美國工人的各種惡習；而從這張宣傳畫可以看見，強壯的山姆大叔正挽起袖子說：“日本……你是下一個！”
6月，日本島已經完全被美國海軍圍困，全日本250萬間房屋遭到了B-29轟炸機的“天火”式轟炸。
整個日本大地上，哀鴻遍野、民不聊生，無家可歸的人們在倒塌破損的城市瓦礫間尋找糧食。7月，日本政府頒布了一條無奈的措施，鼓勵人們收集橡子，這是當時日本唯一還算充足的食物。
隨著日本的每況愈下，在日華工的日子變得更加艱苦起來，饑餓已經使他們幾乎無法生存。日本花岡礦山的中國勞工劉智渠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過了元旦僅僅是吃的饅頭就起了很大的變化。饅頭中間先摻雜一些蘋果粉的東西。不久，蘋果粉沒有了，又摻雜了豆餅和樹皮。有時候也不知道摻進來的叫什麼東西，放在嘴裏，好像是沙子一樣。又苦又臭，吞也吞不下去。
兩年多前，日本政府為彌補國內勞動力的不足，決定在中國強征勞工。劉智渠所在的花岡礦山先後從中國強擄勞工979人。
中國勞工到達日本後，每天都要在惡劣的環境下進行繁重的體力勞動，他們夏季每天5點半起床，冬季6點起床，晚上7點才能回到被稱為“中山寮”的簡陋居所。
所有中國勞工的服裝都是破爛不堪的，他們隻得到一件上衣，不僅勞動時穿，睡覺時也得穿著。到了冬天，由於寒冷，勞工們不得不用裝麵粉的紙袋子掖在褲子裏裹著身體，把膠布和布片用繩子和藤條綁在破爛的鞋上。很多人手腳被凍傷，回到寮內一受熱就疼得嗷嗷叫。
1945年新年後，由於饑餓和繁重的體力勞動，近2/3的人因病倒喪失了勞動能力，被運到了隻能收容10人的看護室。但這裏既沒有醫生也沒有藥品，甚至連湯都不能滿足。劉智渠回憶說，這其實就是“去火葬場的接待室”。
7月6日晚上，日本花岡礦山的二十幾名中國勞工無法忍受日本人的苛刻待遇，手持鐵鍁，闖入了日本監工的寢室，當場打死４名日本監工。日本憲兵、警察，甚至連普通老百姓都被動員到鎮壓行動之中，參加暴動的華工無一幸免全部被抓回。他們被押到大館市共樂館廣場，兩個人綁在一起，在炎熱的太陽下暴曬，三天三夜不給飲食，很多人還被嚴刑拷打。
經過多方考證表明，這次暴動中，被虐殺的中國勞工在100人以上。而被抓往日本的38935名勞工中，因為各種原因死亡的人高達6830人。
7月的重慶，人們正忍受著持續30攝氏度以上的高溫。政府貼出布告，所有人力車和馬車必須重新油漆。警察當局決定，開始實行一個市政計劃，在所有公共空地上開辟花園，市內不準堆積垃圾。
但事實上，重慶的衛生情況很差。城市的下水道也經常堵塞，因為重慶周邊的農村沒有能力處理城市居民的排泄物。相比戰前，重慶的人口增加了5倍，農民對肥料的需求量卻隻增加了1/3。不得已，重慶每天都有500噸排泄物或注入長江—而這正是人們飲水的來源。
美國《時代周刊》駐華記者白修德記錄了當時一場奇怪的“滅虱運動”：“對監獄裏的肮髒環境，警察規定，每個囚犯每天要交出20隻虱子，否則就要打手掌。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囚犯們私下發起了一場‘養虱運動’。於是，每個囚犯每天都能順利交出20隻虱子。犯人們不會再被打手掌了。然而，監獄裏，虱子比以前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