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蘭克林的哲學
資本主義精神，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要想給任何這一類的東西下一個定義，那就總會碰到某些困難，這些困難是這類考察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
如若“資本主義精神”這一術語具有什麼可理解的意義的話，那麼這一術語所適用的任何對象都隻能是一種曆史個體，亦即是一種在曆史實在中聯結起來的諸要素的複合體，我們是按照這些要素的文化意蘊而把它們統一成為一個概念整體的。
然而，這樣一個曆史概念，正因為就其內容而言它指的是一種由於其獨一無二的個性才具有意味的現象，所以它不能按照“屬加種差”的公式來定義，而必須逐步逐步地把那些從曆史實在中抽取出來的個別部分構成為整體，從而組成這個概念。這樣，這個概念的最後的完善形式就不能是在這種考察的開端，而必須是在考察之後。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在討論的過程中對我們這裏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作出最完善的概念表述，並把這種概念表述作為這種討論的最重要結果，這對於我們所感興趣的觀點來說，是最適宜的做法。此外，我們下麵將會講到的這種觀點，對於分析我們正在考察的這種曆史現象來說，決不是唯一可能的觀點。如果從其他的立場出發去考察這種曆史現象甚或任何其他曆史現象，也會獲得與這些基本特征同樣重要的其他一些特征。因此，根本沒有必要把資本主義精神理解成僅僅隻是我們這裏所說的那種東西，因為我們這裏所說的僅僅是對我們分析的目的而言的。這是由各種曆史概念並不是要以抽象的普遍公式來把握曆史實在，而是要以具體發生著的各組關係來把握，而這些關係必然也具有一種特別獨一無二的個體性特征。
因此，如果我們想對我們現在試圖進行分析並作出曆史說明的對象加以規定的話，那麼這種規定就不能采取一種概念定義的形成，而是至少在一開始隻能對這裏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作一暫時性的描述。然而，這樣一種描述對於清晰地了解我們所考察的對象來說卻是必不可少的。為此我們現在先來看一個關於資本主義精神的文獻，這文獻以近乎於典型的純粹性保存著我們正在尋找的那種精神，與此同時它又具有著擺脫了與宗教的任何直接關係的優點——這對我們的目的來說，也就是具有擺脫了各種先入之見的優點。
“切記，時間就是金錢。假如一個人憑自己的勞動一天能掙10先令，那麼，如果他這天外出或閑坐半天，即使這其間隻花了6便士，也不能認為這就是他全部的耗費，他其實花掉了，或應說是白扔了另外5個先令。
“切記，信用就是金錢。如果有人把錢借給我，到期之後又不取回，那麼，他就是把利息給了我，或者說是把我在這段時間裏可用這筆錢獲得的利息給了我。假如一個人信用好，借貸得多並善於利用這些錢，那麼他就會由此得來相當數目的錢。
“切記，金錢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錢可生金錢，孳生的金錢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5先令經周轉變成6先令，再周轉變成7先令3便士，如此周轉下去變成100英鎊。金錢越多，每次周轉再生的錢也就越多，這樣，收益也就增長得越來越快。誰若把一口下崽的母豬殺了，實際上就是毀了它一千代。誰若是糟蹋了一個5先令的硬幣，實際上就是毀了所有它本可生出的錢，很可能是幾十英鎊。”
“切記下麵的格言：善付錢者是別人錢袋的主人。誰若被公認是一貫準時付錢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聚集起他的朋友們所用不著的所有的錢。這一點時常大有裨益。除了勤奮和節儉，在與他人的往來中守時並奉行公正原則對年輕人立身處世最為有益。因此，借人的錢到該還的時候一小時也不要多留，否則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錢袋則會永遠向你關閉。
“影響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瑣屑也得注意。如果債權人清早5點或晚上5點聽到你的錘聲，這會使他半年之內感到安心；反之，假如他看見你在該幹活的時候玩台球，或在酒館裏，他第二天就會派人前來討還債務，而且急於一次全部收清。
“行為謹慎還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東西記在心上，這樣會使你在眾人心目中成為一個認真可靠的人，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
“要當心，不要把你現在擁有的一切都視為己有，生活中要量入為出。很多有借貸信用的人都犯了這個錯誤。要想避免這個錯誤，就要在一段時間裏將你的支出和收入作詳細記載。如果你在開始時花些工夫作細致的記錄，便會有這樣的好處：你會發現不起眼的小筆支出是怎樣積成了一筆筆大數目，你因此也就能知道已經省下多少錢，以及將來可以省下多少錢，而又不會感到大的不便。
“假如你是個公認的節儉、誠實的人，你一年雖隻有6英鎊的收入，卻可以使用100英鎊。
“一個人若一天亂花4便士，一年就亂花了6個多英鎊。這，實際上是以不能使用100英鎊為代價的。
“誰若每天虛擲了可值4便士的時間，實際上就是每天虛擲了使用100英鎊的權益。
“誰若白白失了可值5先令的時間，實際上就是白白失掉5先令，這就如同故意將5先令扔進大海。
“誰若丟失了5先令，實際上丟失的便不隻是這5先令，而是丟失了這5先令在周轉中會帶來的所有收益，這收益到一個年輕人老了的時候會積成一大筆錢。”
這些就是本傑明·富蘭克林教導我們的話。費迪南德·古恩伯格在其《美國文化覽勝》一書中認為，這些話是美國佬的一份自白，因而予以尖刻的諷刺。毫無疑問，這些話所表現的正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精神，但我們很難說資本主義精神已全部包含在這些話裏了。我們不妨停下來玩味一下富蘭克林的這一席話。古恩伯格把美國佬的哲學概括為這麼兩句話：“從牛身上刮油，從人身上刮錢。”誌在必得的宗旨之所以奇特，就在於它竟成為具有公認信譽的誠實人的理想，而且成為一種觀念：認為個人有增加自己的資本的責任，而增加資本本身就是目的。的確，富蘭克林所宣揚的，不單是發跡的方法，他宣揚的是一種奇特的倫理。違犯其規範被認為是忘記責任，而不是愚蠢的表現。這就是它的實質。它不僅僅是從商的精明（精明是世間再普遍不過的事），它是一種精神氣質。這正是我們所感興趣的。
雅各布·福格曾與一個已退休的商業界同事談話。這位同事想勸福格也退休，因為他賺錢賺得夠多的了，該讓別人也得些機會。福格斷然拒絕了他的勸告，說那麼做是卑怯，“他福格另有想法。錢，在他來說，隻要能賺，他就想賺”。福格的話所表現的精神顯然與富蘭克林的大相徑庭。前者表現的是商人的大膽和在道德上不具褒貶色彩的個人嗜好，後者則是具有倫理色彩的勸世格言。本文的資本主義精神這一概念，就是指後一種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精神，亦即近代資本主義精神。從問題討論的方式上便可明顯地看出，我們這裏所論述的隻是西歐和美國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在中國、印度、巴比倫，在古代的希臘和羅馬，在中世紀都曾存在過。但我們將會看到，那裏的資本主義缺乏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
——馬克斯·韋伯《富蘭克林的資本主義哲學》
資本主義的經濟生活
富蘭克林所有的道德觀念都帶有功利主義的色彩。誠實有用，因為誠實能帶來信譽。守時、勤奮、節儉都有用，所以都是美德。按邏輯往下推理，人們或許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在富蘭克林看來，假如誠實的外表能達到相同的目的，那麼，有個誠實的外表就夠了；過多的這種美德隻能是不必要的浪費。事實上，富蘭克林在其自傳中講述他如何皈依這些美德，或者關於嚴格保守自己節製的形象如何有價值的討論，以及如何努力自謙爾後得到眾人賞識，所有這些都證實了上述的印象。按照富蘭克林的觀點，這些美德如同其他一切美德一樣，隻是因為對個人有實際的用途，才得以成其為美德；假如能同樣達到預期目的，僅僅換個外表也就夠了。這就是極端的功利主義的必然結論。在許多德國人的印象中，美國人所聲稱的那套美德純係虛偽，他們的印象看來在這一典型事例中得到了證實。但實際上，事情遠非如此簡單。本傑明·富蘭克林本人的品格就與這種印象不符，這一點有他自傳裏那種非凡的坦率可資佐證。富蘭克林把他之得知美德的功用歸因於一種旨在引導他走正路的神的啟示。這種情況表明，他說的話裏所包含的，不僅僅是勸人為了純粹利己的動機而進行偽裝，其中還有更多的東西。
事實上，這種倫理所宣揚的至善——盡可能地多掙錢，是和那種嚴格避免任憑本能衝動享受生活結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沒有幸福主義的（更不必說享樂主義的）成分摻在其中。這種至善被如此單純地認為是目的本身，以致從對於個人的幸福或功利的角度來看，它顯得是完全先驗的和絕對非理性的。人竟被賺錢動機左右，把獲利作為人生的最終目的。在經濟上獲利不再從屬於人滿足自己物質需要的手段了。這種對我們所認為的自然關係的顛倒，從一種素樸的觀點來看是極其非理性的，但它卻顯然是資本主義的一條首要原則，正如對於沒有受到資本主義影響的諸民族來說這條原則是聞所未聞的一樣確定無疑。與此同時，它又表達了一種與某些宗教觀念密切相關的情緒。富蘭克林雖是一個無特殊色彩的泛神論者，但他那加爾文教派的嚴父卻在他幼小的時候就反複向他灌輸一條來自聖經的古訓。因此，如果我們問為什麼“要在人身上賺錢”，他在其自傳中所做的回答用上了這條古訓：“你看見辦事殷勤的人麼，他必站在君王麵前”（《聖經·箴言》22章29節）。在現代經濟製度下能掙錢，隻要掙得合法，就是長於、精於某種天職的結果和表現；而這種美德和能力，正如在上麵那段引文中以及在富蘭克林其他所有著作中都不難看出的，正是富蘭克林倫理觀的全部內容。
事實上，這種我們今日如此熟悉，但在實際上卻又遠非理所當然的獨特觀念——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它是一種對職業活動內容的義務，每個人都應感到、而且確實也感到了這種義務。至於職業活動到底是什麼，或許看上去隻是利用個人的能力，也可能僅僅是利用（作為資本的）物質財產，這些都無關宏旨。當然，這並不是說，這種觀念隻是出現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恰恰相反，我們在下麵將追根溯源，會在資本主義出現以前的某個時代找到它的由來。自然，我們更不會說，現代資本主義企業中的個人（無論是企業家還是勞動者）有意識地接受這些倫理格言乃是當今資本主義能夠進一步存在下去的條件。當今資本主義經濟可謂是一個人生在其中的廣漠的宇宙，他對這個人來說，至少對作為個人的他來說，是一種他必須生活於其中的不可更改的秩序。他隻要涉足於那一係列的市場關係，資本主義經濟就會迫使他服從於資本主義的活動準則。假如一個製造商長期違犯這些準則，他就必然要從經濟舞台上被趕下去，正如一個工人若不能或不願適應這些準則就必然被拋到街頭成為失業者一樣。
所以，當今的資本主義既然已經左右了經濟生活，它事實上就是在通過經濟界適者生存的過程教育著、選擇著它所需要的經濟主體。但在這裏可以很容易看出，把選擇的概念搬來解釋曆史是有其局限性的。一種如此適應資本主義的各種獨特性的生活態度最終能夠得到選擇，而且能左右其他的生活態度，那麼，這種生活態度在開始時就不可能是起源於若幹孤立的個人，而隻能是一種為一切人群所共有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的起源正是需要說明的。按照較為樸素的曆史唯物論的學說，這樣的思想之產生，是經濟狀況的反映，或曰是其上層建築。對此，我們將在下麵詳細論述。這裏，我們要大家注意一個事實就夠了。這個事實就是，在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出生地（馬薩諸塞），資本主義精神（就我們所賦予它的意義而言）無疑在資本主義秩序出現以前就已存在。早在1632年，就有人抱怨新英格蘭那種不同於美國其他地方的專門工於計算的追求利潤的行為。同樣無疑的是，在與新英格蘭接壤的某些殖民地以及較後加入美利堅合眾國的南方各州，資本主義遠沒有如在新英格蘭地區那麼發達，盡管這些殖民地及州是由一些大資本家出於商業動機建立的，而位於新英格蘭的各殖民地則是由於宗教方麵的原因由傳道士、神學院畢業生在一些小商人、工匠以及自耕農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這裏的因果關係正好與按唯物主義觀點得出的因果關係相反。
——馬克斯·韋伯《資本主義左右了經濟生活》教會與商人
我們的個人主義的政治、法律和經濟體製具有一些為我們的經濟秩序所獨有的組織形式和總體結構形式。在這種體製下，資本主義精神是可以理解為純粹的適應的結果，正如上麵已經說過的那樣。資本主義製度迫切需要人們投身於賺錢的事業，這種對待物質財富的態度完全適應這一製度，並且與在經濟鬥爭中求得生存的狀況密切相關。因此今天已經不存在把獲取財富的生活方式與任何單一世界觀進行必要聯係的問題了。事實上，資本主義製度已經不再求助於任何宗教力量的支持了。盡管時至今日我們仍能感到宗教企圖對經濟生活施加影響，然而這種不正當的幹預已經微不足道了，已經不能與國家製定的規章製度對經濟生活的幹預相提並論了。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商業利益和社會利益確實有著決定他們的觀點和態度的趨勢。誰要是不使自己的生活方式適應資本主義成功的狀況，就必然破產，或者至少不會發家。但是所有這些都是近代資本主義在它已經取得了支配地位，已經擺脫了舊有支柱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現象。但是，隻有當近代資本主義與近代國家日益強大的力量聯合起來的時候，它才得以摧毀了中世紀經濟生活準則中的那些陳舊腐朽的形式。我們暫且還可以說，在近代資本主義與宗教力量的關係上大概也是同樣的情形。我們的任務就是要考察到底是不是，以及在什麼意義上是這一情形。把賺錢看做是人人都必須追求的自身目的，看做是一項職業，這種觀念是與所有那些時代的倫理感情背道而馳的。這一點幾乎無須證明。“你們很難使上帝滿意”這一教義在當時已經與教會法規合而為一了，並且已經直接用於評判商人的活動了。聖·托馬斯將追求財富的欲望斥為卑鄙無恥（這一用語甚至還用來指責那種不可避免的因而在倫理上是完全正當的獲利），他的這一論點在當時被奉為真理。同樣，上麵這一教義（像福音書中關於利益的章節一樣）也被視為真理。因而，與社會大多數人所持有的那些更加激烈地反對財富的觀點比較起來，這一教義實際上已經包含著天主教教義對財政勢力的相當程度的妥協了。而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教會已經與這些財政勢力建立起了十分密切的政治關係。但是即使在這一教義較好地調節了實際情況的地方，人們的那種倫理感情也從來沒有被徹底征服（例如佛羅倫薩的安東尼就是這樣）——那種為獲利而獲利的活動歸根結底是一種可恥行為，這種行為之可以被容忍，僅僅隻是因為現世生活的一些不可改變的需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