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2致力改革，注重實效
在我國古代，伯、霸二字，從字義上講是一樣的。所謂霸，不過是諸侯之長而已；但從曆史實際上看，則所有霸權，無不是以武力為後盾，以戰爭為手段建立的。管仲在齊國所進行的一係列改革，都是圍繞著圖霸這個總目的而進行的，因而，它既是政略，也是戰略。管仲的圖霸戰略總方針，是先內後外，先富國強兵，團結內部，然後“兵出乎境外”，以武力建立霸權。
管仲的戰略措施，對內方麵，主要有以下幾點：
（1）經濟改革
對農業改行“均地分力”，“與之分貨”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即將“公田”分為“份地”，變集體耕作為個體經營，並根據土質好壞劃分等級，按一定的比例上交產品。這對奴隸製生產關係來說，是一次重大的變革，為封建土地關係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對手工業實行“官山海”的政策，冶鐵、煮鹽、采銅以及山林資源等，一律由國家經營，但在管理製度上，不再是派貴族率奴隸生產，認為“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不守”，而是讓小奴隸主、士和庶人等去經營，按比例征稅，據後人追述說：“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對商業采用“重農同時也重視商業”“通貨積財”的政策。管仲以商人的敏銳眼光，認識到“無市則民乏”的道理，大力開展市場貿易，並“使民鬻之四方”，把齊國生產的鹽，運至內陸各國出售，換回銅等金屬，以製造兵器。據記載，曾一次就“得成金萬一千餘金”。
（2）政治改革
實行“叁其國而五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的政策，強調專業分工。將國都之民，劃分成二十一鄉，其中工商之鄉六，士之鄉十五。工商之民，不服兵役，世守其業。將鄙野之民，劃分為五屬，每屬九萬家，編為邑(三十家)、率(三百家)、鄉(三千家)、縣(九千家)、屬五級進行管理，以加強統治。在任用統治官員上，建立薦舉人才的製度。各鄉、屬長官要向國家薦舉仁義孝悌之賢和勇力出眾之人才，有而不薦，謂之“蔽才”，要受刑事處分；同時也建立了監督製度，鄉、屬長官要將治下不孝不悌和不聽從命令的人向上報告，有而不報，謂之“下比”，也要受到刑事處分。這種組織形式及任用人才的方式，與西周分封的統治方式和宗法製度的世卿世祿製已大不相同，開始向中央集權的政體轉變。
（3）軍事改革
在兵役製度方麵，與政治改革密切結合，實行“作內政而寄軍令”和職業兵性質的世兵製。西周時期，國人所受的經濟剝削比庶人輕，他們輪流應召服兵役。進入春秋以後，戰爭、觀兵及盟會等軍事活動大為增加，不僅造成大批人員傷亡，而且經常影響國人耕種，服兵役要自備軍服、口糧和馬草等軍事物資，這就更加使國人無法承受這種沉重的負擔。特別是各國都普遍建立起常備軍，大量國人長期在營服役，更造成國人的貧困和流亡。國人的分化和沒落，當然要削弱諸侯和貴族們的軍事實力。管仲為解決這個問題，就將國人中適合服兵役的士，單獨劃為一個階層，與工人、商人分區居住，不準搬遷，專服兵役，世代相傳。這樣就可以保證有充足、固定的兵源。十五個鄉的士，皆分有份田，但不擔負賦稅，隻服兵役。任伍長以上的初級軍官，就可以專食田祿，不參加生產。在營服役的士，可以安心服役，未服現役的士，也有充裕的時間研究戰法和學習技術。而且隸屬關係固定，將鄉的地方組織與軍隊編製統一起來。十五個鄉按軌(五家)、裏(五十家)、連(二百家)、鄉(二千家)四級編組，軍隊同樣也分為伍(五人)、小戎(五十人)、連(二百人)、旅(二千人)四級編製。每家出一人，一鄉二千人為一旅，五旅為一軍，共一萬人。十五鄉出兵三萬人。桓公小白與擁戴他上台的大貴族高氏、國氏各領一軍(五鄉)。由於軍士“世同居，少同遊”，官兵相互熟悉了解，又有鄉裏之情，所以“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自然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軍隊的士氣和戰鬥力。
經過上述各種改革，齊國在經濟上增加了生產，政治上加強了中央集權，軍事上完成了戰爭準備，管仲遂以武力為後盾，以“尊王攘夷”為號召，開始向外擴展；當時王室雖已衰微，但畢竟仍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和宗法上的大宗，在諸侯，特別是中、小諸侯心中，還有一定的影響。管仲接受了鄭莊公姬寤生因與周王作戰而失去諸侯同情的教訓，以“尊王攘夷”為旗幟，還是有相當的號召力的。狄、夷等族不斷向中原文化發達的地區發展、掠奪，確使一些弱小國家產生惶恐。他們自己無力抵禦，周天子也無力領導各國組織抗擊。因而這時誰有足夠的軍事實力來領導各國共同抗擊夷苧的攻掠，誰就當然地會得到中、小國家的擁護。總之，管仲的圖霸戰略和其措施，是符合當時中原形勢的客觀實際的。雄厚的軍事實力，有限的戰爭手段，加上合乎時宜的政治口號，是管仲成功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