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化的民族與民族化的國家
什麼叫民族國家？民族國家有那些基本特征？現代主權國家都屬於民族國家嗎？社會主義國家是不是民族國家？這些似乎顯而易見的問題直到現在依然總是紛爭不已。這種紛爭的原因既與人們理解的曆史經驗、理論視角、方法原則上的不同有關，也與“民族”和“國家”這個本身就弄得紛爭不斷的曆史範疇有關。
“民族”這一概念，《現代漢語詞典》是這樣定義的：“①指曆史上形成的、處於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各種人的共同體。②特指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人的共同體。”近年來有研究者對此提出了質疑，認為這種定義雖然強調了民族是一群有共同特征的人，強調了民族的民眾的、社會的和非政治化的性質，但卻不能充分說明本來就有多種層麵且不斷改頭換麵的人、人群和人群共同體，它忽視了民族的政治學意義或本來就含有的政治含義。
在民族研究界，西方學術普遍強調民族的政治內涵。英文世界裏nation一詞既具有民族的意義，又具有國家的含義。從各學科人們對民族問題的研究的資料進行歸納總結和理論梳理，我們不難發現人們對民族的界定，大致有“現代主義”和“族群-象征主義”兩種基本理論。它們構成了人們理解民族概念的兩種基本向度：政治向度和社會向度。
現代主義的民族理論大致可以歸於政治向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歐內斯特·蓋爾納、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安東尼·吉登斯等。“是一種國際政治的行動者”。吉登斯強調民族應該隸屬於行政機構，霍布斯鮑姆主張應當把政治性作為民族的基本含義，班尼迪特·安德森認為民族是現代化過程中由人們想象而產生的政治共同體。與現代主義過分強調政治向度的民族觀相反，族群-象征主義在批判現代主義的基礎上，更強調的是一種社會向度的民族觀，即主要從社會曆史、文化的角度來界定民族的內涵。族群-象征主義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安東尼·史密斯。史密斯將民族定義為：具有名稱的人類群體，共享曆史領土，有共同的神話和曆史記憶，擁有大眾公共文化，所有成員參與共同的經濟和享有共同的法律權利和義務。在這裏，史密斯區分了族群和民族兩個概念。他認為，族群由於與曆史文化因素有關，因而它是曆史上即存在的，具有久遠的曆史性和持久性。民族則是一個在新的曆史時期出現的新範疇，它與疆域的聯係不同於族群的那種象征性關係，而是真實存的占有性的關係；而且民族成員具有明顯的“市民”或“公民”的性質，因而也表現出強烈的政治性。
可見，現代主義強調“民族”的現代性和政治性，注重“民族”的市民或公民性質以及它與國家之間的緊密關係，族群象征主義則強調“民族”的曆史性和社會性。現代主義強調民族與國家在邊界和國內人民共享單一的族群文化上的一致性，族群-象征主義則強調民族與國家在概念上的區別。但二者都承認民族與族群不同；承認民族是有名稱和身份的人群體；承認在現實的國際體係中，並不是所有的主權國家都是單一民族的國家，一個民族有多個國家，一個國家有多個民族，以及有的民族沒有國家等現象。
無論是現代主義還是族群-象征主義，它們對民族問題的考察都是從西方（西歐）自身的曆史經驗和現實實踐出發的。由於這些材料並不具有理論概括的普世性，因而在理論上存在著比較濃厚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盡管如此，西方民族理論對民族的曆史性分析和政治性分析更進一步揭示了民族的本質，這對我們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民族國家理論具有重要的意義。
界定民族這一概念，必然涉及民族的產生問題。馬克思主義對民族的理解並沒有囿於抽象的理論概括，而是從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世界觀和方法論出發，深入到人類社會生產方式變革的曆史進程中，站在一切社會上層建築所賴以產生的物質資料生產的基礎上來考察民族問題。馬克思指出：“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製度向國家的過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文明的全部曆史直至現在。恩格斯還指出：“同商業和手工業一起，最後出現了藝術和科學；從部落發展成了民族和國家。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認識，民族是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在人類結束荒蠻狀態後出現的，它與文明社會的組織結構聯係在一起。對於民族的產生問題，列寧更為明確地認為：“民族是社會發展到資產階級時代的必然產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階級如果不‘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如果不成為‘民族的’，就不能鞏固、成熟和最終形成。但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壘，消除民族隔絕狀態，用階級的對抗代替民族的對抗。斯大林進一步發揮了列寧的思想：“民族不是普遍的曆史範疇，而是一定時代即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曆史範疇。
馬克思等人對民族產生的理解，是從人類社會生產方式演進的曆史進程來理解的。在馬克思看來，民族出現的標誌是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出現、野蠻婚姻製度的被廢止和符合新的生產力的社會倫理的萌生。它是古代意義上的而又必然演進到現代意義上的民族概念。而列寧和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則是古代民族發展到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它始於西歐資產階級革命。正因為民族這種曆史的連續性和發展的階段性，今天人們更多的是從現代意義上來理解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民族首先是一種古老的曆史的概念，它以民族曆史文化認同為前提。摩爾根在詳盡考察人類早期氏族、部落的組織形態基礎上，指出，部落民族最先由氏族開始，出於社會目的和宗教目的而形成胞族，由於活動範圍的擴大，經過部落的整合下形成民族。他們有共同的語言、宗教、文化、曆史和民俗，這是民族認同的基本因素。恩格斯正是基於摩爾根的曆史考察，指出民族的特性首先是民族的社會曆史性。
當社會生產方式進入資本主義時期，民族也進入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這時，民族就具有了現代的意義。因為，資本主義政治的統一性還需要以社會的方式組織起來，需要從社會中獲取合法性依據，需要以民族利益作為國家利益的新的抽象形式。而最能為資產階級國家提供這種需要的，既不是單獨的個人，也不是某個階級或集團，而隻能是民族。於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權力也就成了“以民族統一的體現者自居同時卻脫離民族、淩駕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因此，民族似乎是因社會生產的發展而被迫納入現代政治的軌道，其曆史文化特征和社會組織、整合功能就被國家賦予了政治的性質而與國家建構結合在一起了。從這個意義上看，現代民族是在國家催化之下形成的，正如黑格爾所指出的，“民族不是為了產生國家而存在，民族是由國家來創造的”。可見，民族是在其曆史建構中逐漸獲得了社會與政治的雙重屬性的。
當現代民族走向國際舞台後，其政治屬性就在某種程度上以“國際政治行動者”的方式表現出來。西歐主權國家國際體係的形成就可以說明這一點。資產階級在打破封建割據局麵的同時，也把種族、民族集合為一體並使它凝固起來了。於是民族主義的強大作用就被資本主義國家所利用，成為不斷向世界擴張的合法性動力；同樣，在國際舞台上，國家又常常以維護民族利益的名義，通過將國家和國際事務不斷地向每個公民的日常生活中進行滲透，以充分發揮民族在調整國際關係中的決定性作用。如今，民族已經成為各國處理國際關係時，經常利用而又慎重對待的一種重要因素。
綜上所述，民族的政治性質隻是發展到了資本主義的曆史時期才逐漸凸現出來，並具有了與國家相結合的基礎。與此同時，國家發展到了資本主義的曆史時期，其社會性即社會基礎也因日益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而被強化，於是國家就不能不給自己添上“民族”的色彩。國家也逐漸獲得了民族的屬性。如我們前麵所闡述過的，在馬克思主義看來，國家表麵上是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國家存在的前提和目的就是通過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專政，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使社會秩序的發展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統治。然而，如果僅僅停留在這個意義上來理解國家的實質，那麼，國家似乎是獨立於社會之外或之上的一種機器，而軍隊、警察、監獄似乎是國家的唯一實體，政治統治也似乎是國家的唯一職能。實際上，這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一種機械的理解。因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暴力工具”隻是從國家起源意義上來看的。但如果從國家的存在意義上看，國家不可能脫離社會，反而必須以社會為基礎，時時處處要以社會普遍利益的代表的身份活動，這就表明國家與社會始終存在緊密的相互依賴、相互適應的關係，而且國家與社會這種相互關係到了現代社會才真正表現出來。所以，國家絕非是一個純政治概念，而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政治概念。國家是通過公共權力連接起來的，以維護公共利益和處理公共事務為目的，並由一定人口、領土組成的有機組織體。而且，國家的這種社會性將隨著社會物質生產的發展而不斷被強化。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生和發展，大大推動了資本主義的市民階級、市民社會的出現和成長壯大。於是，國家隨著市民社會的抽象而抽象化了，相應的國家與社會的一體化結構就被國家與社會的二元結構所代替，國家決定社會的政治邏輯也就被社會決定國家的政治邏輯所代替。社會決定國家的政治邏輯使統治階級越來越認識到，必須充分正視國家的社會基礎，於是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公共職能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和成熟而逐漸呈現出來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性和社會職能的凸顯並不斷得到強化，在理論上是具有很強的邏輯建構力的。也就是說，人們對國家的本質的理解，不僅是基於曆史的邏輯，而且還是基於現實政治經驗的邏輯。在某種程度上，西方論者所抓住的“公共”一詞，是現代西方國家現實實踐的經驗化的成果，它最能代表和體現國家的社會性本質：國家權力是指向全體公民的一種普遍性權力；國家具有自主處理自己內外事務的權力；國家權力及其組織和運行必須具有社會公意基礎。
一旦國家的社會性被重視和強化起來，那麼，民族在利益訴求、社會組織、文化認同等方麵的普遍性功能就最能滿足現代國家的集中、統一和“公共性”建構的需要了。這樣，國家在現代建構的過程中，從民族那裏獲得了更加豐富的內容，更加堅實的合法性基礎，更加強大的社會功能。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代國家的建構過程就是國家的民族化建構過程。
（二）民族國家及其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