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台灣新詩的回歸浪潮
台灣新詩回歸的曆史背景
20世紀70年代初期，台灣出現了以一部分先進知識分子為先導的民族意識的大覺醒運動。由於美台斷交，美國將中國的釣魚島作為禮物送給日本，於是引發了覆蓋西半球的愛國保釣運動。這些對台灣起了極大的震撼作用。於是台灣島內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激情大大高漲。以陳鼓應和王曉波師生為代表在台大發起的民族主義座談會，和台灣大學學生郭譽孚在台大校門前持刀刎頸，血寫“和平、統一、救中國”的大字，使台灣群情激奮，民怨沸騰。這種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激情，像電光火石般照耀了文學，照亮了繆斯，使文學中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感像煤炭遇到了火焰，熊熊燃起。台灣文學內部自50年代中期開始的新詩論爭進行的反“西化”運動，已經持續了十多年。人們不僅看清了台灣新詩西化的弊端和謬誤，而且迫切地感到了台灣文學和新詩回歸民族，回歸鄉土才是唯一的救贖之道。台灣文評家何欣撰寫《文季同仁六大原則的說明》中寫道：“今天我們所需要的文學，不是全盤西化、模仿的，它必須是由中國傳統中，生長與發展的，創新的，不是躲在象牙之塔裏做無病呻吟的，必須是正視現實和健康的，不是單純抒發個人情懷的低吟，必須是屬於多數人的高歌。”文藝批評家《龍族詩刊》的靈魂人物高信疆說：“投入到生活的原野，與我們周圍的人群同哭同笑，接受我們作為一個中國詩人的曆史背景與現實意義，接受那風風雨雨的磨練……用自己的筆，傳達出我們這個時代的悲歡愛恨，用自己的筆推動大夥兒，一步步向前。”當時的內外因素都迫使著台灣新詩由西化向民族，向鄉土的方向回歸。於是台灣便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持續地新詩回歸運動。這個回歸運動的前奏是“葡萄園詩社”、“海鷗詩社”、“新象詩社”、“噴泉詩社”和“笠濤社”等的出現。這些詩社、詩刊，或自覺、或不自覺地與現代派詩的西化相反，實行著現實主義的詩創作路線，繼承著中國新詩的傳統，創造著中國風格和中國氣質的新詩。不管它們是一支火把，一堆篝火，或是一個螢火蟲，它們都曾發過光，發過熱，都曾撐起過台灣詩壇的一片藍天。其中的“笠詩社”和“葡萄園詩社”貢獻最為顯著。
“葡萄園詩社”，成立於1962年7月，由文曉村和王在軍發起。主要同仁有：李榮川、陳敏華、藍俊、李佩征、古丁、司馬青山、宋後穎、溫素惠、金築、閔垠等。發行《葡萄園詩刊》，第一任主編為文曉村。現任社長為金築，主編為台客，發行人賴益成。《葡萄園詩刊》創刊至今已發行151期，從未間斷過，是台灣極少數不曾間斷的詩刊之一。“葡萄”之名，象征著透明、圓滿、成熟、清新和明朗。該詩社是在反對現代派詩之西化和晦澀的大潮中誕生的。它一出世便由主編提出了與現代派詩相抗衡的“明朗、健康、中國詩的路線”，該刊第八，九兩期連續發表《論晦澀與明朗》、《論詩與明朗》的社論。第31期又發表了《建設中國風格的詩》的社論。對詩的真實性、民族化、中國化、普及化進行了闡論。該刊寫道：“所有忠於中國的詩人，應該將凝視歐美詩壇的目光，轉回到中國自己的土地上……讓我們的新詩在中國的土地紮下不可動搖的深根，來表現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之下的現代思想與現代生活的特質，以建設中國的新詩。”該刊明白地在大聲疾呼台灣的詩人和詩應迅速回歸到中國詩的方向上來。文曉村長期任“葡萄園詩社”的社長和主編，他1928年出生，原籍河南省偃師縣人，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他是“明朗、健康、中國詩路線”的提出者和實行人。他曾為此反複論證、大聲疾呼、積極推廣。他在《水碧山青》詩集的自序中寫道：“多年來我一直堅持，現代詩應走健康、明朗、中國詩的道路，在西洋詩詭譎多變的陰影中，希望能保持中國詩人自我的清醒。”而他在自己的詩創作中，始終在堅持實行自己的這一主張。
“笠詩社”
“笠詩社”於1964年6月15日在台灣成立，發起人有：趙天儀、黃荷生、林亨泰、陳千武等。這是一個由清一色台灣省籍詩人組成的詩社。往前追溯，它是連接和繼承了日據時的“銀鈴會”的某些傳統。該詩社成員分為老、中、青三個梯級。屬於“跨越語言”一代的老詩人有巫永福、陳秀喜、陳千武(桓夫)、林亨泰、吳瀛濤、詹冰、錦連、張彥勳、羅浪、周伯陽、黃騰輝、林外、葉笛、黃靈芝、李篤恭、何瑞雄等。第二代詩人有：白萩、黃何生、趙天儀、李魁賢、岩上、非馬、許達然、杜國清、林清泉、靜修、蔡其津等。第三代詩人有鄭炯明、陳明台、李敏勇、拾虹、陳鴻森、郭成義、趙通定、陳坤侖、莫渝等。“笠詩社”發行《笠詩刊》，是台灣很少不脫期的詩刊之一。目前《笠》詩刊已經發行到224期“笠詩社”冠以“笠”的桂冠，一方麵標示著他的農業社會的鄉土內涵；另一方麵可以看出日本文化對詩社發起者的某種影響，該社創作上奉行“新即物主義”路線。內容上大體包括三個層麵：一是鄉土精神的維護；二是新即物主義的探求；三是對現實和人生的表現和批判。“笠詩社”同仁創作風格上並非屬於一個流派。有的詩人具有較濃的台灣鄉土氣息，有的崇尚現代主義，有的奉行超現實，有的受到日本和歌與俳句的明顯影響。“笠詩社”自成立至今，政治傾向上發生了很大變化。20世紀80年代之前，他們是“中國論”者，他們所追求的是“中國風格”和“中國方向”。如該詩社的創辦人和靈魂詩人之一趙天儀在談道“笠”的方向時寫道：“我以為中國現代詩的方向，正是‘笠，所追求的方向。而笠開拓的腳印，正是豎立了中國現代詩的裏程碑。我以為現代詩的創造，在方法上，是以中國現代語言為表現的工具，以清新而確切的語言，表現詩的感情、音響、意象及意義。而在精神論上，則以鄉土情懷，民族精神與現實意識為融會的表現。以這種方法論和精神並重的基礎，來探索我們共同未來的命運。笠同仁在這十六年來的一百期中，正是朝著這種現代詩的主流，開拓了一條踏實的創作的途徑。”1980年，當笠詩社的全體同仁在歡欣鼓舞地慶祝《笠詩刊》創刊一百期的時候，他們還放聲高唱著中國之歌，還堅定地宣告：“笠的方向，就是中國的方向。”在他們慶祝“笠詩社”成立十五周年時出版的同仁詩選的序言中還寫道：“以台灣曆史的，地理與現實的背景出發的，同時也表現了台灣重返祖國三十多年以來曆盡滄桑的心路曆程。”那時，他們的作品和文章中無處不表現出他們作為中華民族一員的驕傲心情，作為炎黃子孫一分子的光榮感。但是也正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笠詩社”開始悄悄地變化，某種分離主義傾向漸漸抬頭。1983年5月出版的《台灣文藝》發表趙天儀的《光複以後二十年新詩的發展》一文中，他把台灣新詩誕生和演變的因素，歸納成了四條。其一是：台灣新詩是中國古典詩傳統演變的產品。其二是：台灣新詩的倡導，有一部分是因為受了中國五四運動時期新詩運動的影響，從而發展出來的作品。其三是：“也受了日本新詩運動的影響”。其四是：“曾經透過日本語文的教養，接受世界文學，尤其是西方歐美文學”。該文與前文《現代詩的創造》相差僅三年時間，但對台灣新詩的本質看法已有區別。人們不難看出分離主義和“去中國化”的傾向已經悄悄出現。到了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笠詩社”的分離主義傾向逐步明朗，其主導傾向已變成了台灣“文學台獨”勢力的一部分。但是“笠詩社”並非鐵板一塊，我們不將“笠詩社”同仁都看作是“文學台獨”分子，事實也並非如此。由於血緣、親緣、地緣關係，死心塌地的“台獨”分子隻是少數，多數人或是被迫，或是因某種利益驅使，或是一時糊塗，誤人了歧途。他們必有猛醒和轉變的一天，我們期待他們的轉變。祖國也期待他們的轉變。祖國和民族永遠是每個炎黃子孫的家。不怕迷途、而貴在知返。
白萩，本名何錦榮，台中市人，1937年生，1956年畢業於台中商職高級部。1953年開始在《藍星周刊》發表詩作。曾是“現代”、“藍星”的同仁和《創世紀》詩刊的編委。1964為“笠”的發起人之一，曾多次獲詩獎。他出版的詩集有：《蛾之死》、《風的薔薇》、《天空象征》、《白萩詩選》、《香頌》、《詩廣場》、《風吹才感到樹的存在》、《自愛》、《觀察意象》等。詩論集有《現代詩散論》。白萩是詩歌道路上的一個勇敢的追求者和探索者。他的追求表現在他對生活的不斷開掘。詩的社會意識和批判意識的不斷增進和強化。以及藝術形式的創新和表現手法的豐富。他說：“我們需要以各種方法去扭曲、錘打、拉長、擠壓、碾碎我們的語言。對於我們所賴以思考表達的語言，能承受何種程度。重要的是精神，而不是感覺。……我們要求每一個形象都能負載我們的思想，否則，不惜予以丟棄，甚至從詩中驅逐一切形容詞，而以裸裸的麵目逼視你。我還要去流浪，在詩中流浪我的一生，我決不在一個定點安置自己。我的曆程就是我的目的。在地平線外空無一物，我還是要向它走去。”白萩在這裏不僅表現了他是藝術的不斷追求者和創新者，而且是一個非常注意詩的思想主題表達的詩人。他要使每一個形象都負載詩人的思想，決不讓詩中的任何一個形象遊手好閑。因而，白萩的流浪就是追求；就是探索。他決不在一個定點上安置自己，他要不停地探索一生。白萩有一首詩《流浪者》就是用圖像詩的方式，表現他永不止息地追求前進的腳步。白萩還有一首詩《雁》，也是描寫大雁朝天邊，朝著不斷擴展放大的理想追求前進的主題。追求、探索和創新是一種非常艱苦、非常堅定、執著的事業。它讓理想長幼芽，它讓執著長生命，它讓無畏結碩果。這種勃勃向前的精神和朝氣，往往使許多不可能變為可能；往往能將物質和精神的互相轉化的效果達到佳點。白萩筆下的許多小動物、植物，如小草、雁、金魚、飛蛾、沙粒、鷺鷥等，都能在這種無畏的追求中產生出神奇的效果。白萩的詩的創新不僅是在詩的排列方式上和旋律節奏上，而是他把詩作為一種語言藝術。語言又是負載思想的工具。因而他關於詩語言的創新的前提，又是有內涵有思想的語言，決不是那浮華的，嘩眾取寵的，生活中小醜式的博人一快和一笑。例如在《天空》一詩中，他創造了這樣的句子：“天空已不是老爹，天空已不是老爹”。在《雁》一詩中有“鼓在風上”的句字，這些詩句粗看似乎莫名奇妙，但深思卻奧妙無窮。前者表現一個飽受旱災折磨，盼望呼喊老天下雨，天上不但不下雨，反而出現了炮花、戰鬥機這些討厭而又可惡的東西。“天空已不是老爹”表現了農民語無論次地對天空的詛咒。“鼓在風上”表現了大雁在天空飛行的驕傲姿態和自信不息的神情。這種創新遠遠超出了語言的範疇，而是一種意象上的創新和內涵上新的概括。白萩在台灣詩壇上是一個創新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