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師卡爾繼續道：宋太宗慣用陣圖指揮前線作戰，特別是推出“平戎萬全陣”投入禦遼戰場，不僅沒有成效，反而暴露出諸多問題。他為何在前線堅持實施，並成為一時影響甚大的作戰陣法？這與創製者宋太宗本人及當時邊防戰略轉變有密切的關係。趙匡胤建立宋朝後，致力包括收複幽雲地區在內的統一事業。從有關當時各方麵的文獻記載看，宋太祖在將帥出征前雖有指示，但對於實際的用兵過程則一般不予幹預。通觀宋太祖朝的戰事活動，沒有一次禦賜陣法、陣圖的紀錄。如曹彬率軍出征南唐時，宋太祖不僅賦予指揮大權，而且特賜尚方寶劍，“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在征討荊湖之役中，宋太祖心腹李處耘以樞密副使身份為都監，後因執行軍紀與主帥慕容延釗發生矛盾，宋太祖為維護統帥權威，不得不將李處耘貶謫。而在河北、河東前線帶兵的將領更擁有極大的自主權，“凡軍中事皆得便宜”。可見，宋太祖大致遵循了“將能而君不禦者勝”的原則，並不熱衷禦賜陣法、陣圖。《武經總要》前集卷7專門記錄宋朝所製陣法，唯獨沒有宋太祖朝的陣法，作者這樣解釋：“恭惟藝祖皇帝以武德綏靖天下，於古兵法靡不該通。”此當為其不拘泥陣法的佐證。宋太宗通過篡位稱帝，因此對臣下刻意防範，軍事將領又是猜忌的主要對象。他登基初宣示“事為之防，曲為之製”的原則，也是更多針對握兵的武將群體。同時，宋太宗要求武臣的最主要標準，即在於循規順從，所謂“朕選擢將校，先取其循謹能禦下者，武勇次之”。也就是說，對武將重服從，輕果敢。清初學者王船山針對當時形勢敏銳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太平興國四年北伐幽州期間，發生了部分將領擁戴宋太祖之子的事件，對宋太宗刺激尤大。從此，宋太宗進一步強化了抑製武將的決心和措施力度，實施“將從中禦”之法，即對在外統軍將帥加以嚴厲約束，並遙控軍事行動。xxiii而實施“將從中禦”的具體手段主要有：以監軍牽製主帥、使用陣圖控製將帥以及派出走馬承受公事隨時彙報軍情等等。其中預設陣法、陣圖便是達到鉗製將領的一項重要舉措。所謂“圖陣形，規廟勝，盡授紀律，遙製便宜，主帥遵行，貴臣督視”。唯其如此，將帥因無權變更計劃，便難以擅自行動，更無力調動軍隊圖謀不軌。宋太宗究竟於何時開始創設陣法、陣圖，沒有明確記載，文獻中正式記錄禦賜陣法、陣圖之舉則始於太平興國四年十月，即第一次北伐幽州大敗後不久。如前所述，在滿城之役期間，“上以陣圖授諸將，俾分為八陣”。“平戎萬全陣”正式出台的時間是雍熙四年（987）五月，也就是第二次對遼北伐失敗的次年。史稱“出禦製平戎萬全陣圖，召（潘）美、（田）重進及崔翰等親授以進退攻擊之略。”這並非偶然或巧合，實與當時的戰略意圖有關係。考究宋太宗朝邊防戰略的演化過程，不難發現最初承襲了開國時確立的“先南後北”方略，即先掃平南方諸勢力，再北伐契丹，收複燕雲地區，最終據守長城，掌握攻防主動權，以達到昔日漢唐王朝國防鼎盛的目標。因此，宋太宗登基後，利用江南殘餘政權納土的機會，開始著手主動北進戰略。太平興國四年五月，當北漢被剿滅之際，宋太宗臨時決定擴大戰果，希望挾勝利之餘威展開伐遼戰爭，然而第一次幽州戰役以失利告終。宋太宗一方麵調整戰略，暫時采取守勢，另一方麵汲取部分將領試圖擁戴宋太祖之子的教訓，遂通過禦賜陣法、陣圖之舉約束統軍將帥，執行當時的防禦任務。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宋太宗仍未放棄收複燕雲的主動進攻戰略，繼續籌劃各方麵準備工作。雍熙三年（986）五月，第二次北伐慘敗。同年年底遼軍南下，宋軍又在君子館被殲數萬，於是宋軍徹底終止北進的行動。雍熙四年四月及之後，宋太宗先後下詔令文臣武將獻安邊策，反對主動北伐的意見成為主政者的一致主張。因此，宋廷開始完全轉變邊防戰略，從主動進攻轉為全麵防禦，由此形成“守內虛外”方略。正是在此背景下，體現全麵防守內容和主旨的“平戎萬全陣”產生，被推行於禦北邊防體係之中，自在情理之中。綜上，可以看出隨著宋廷兩次北伐的失敗，其軍隊任務的重點轉向內部，對將帥的鉗製也成為恪守不渝的家法之一，授禦製陣圖遂擔負起執行新戰略和控製將帥的重要手段，以“平戎萬全陣”為代表的防禦性陣法應運而生，即使因此造成邊防被動失利的後果也在所不惜。宋太宗運籌於深宮中，授陣圖於千裏外，剝奪將帥臨陣處置的決斷權，完全違背指揮作戰的基本原則，其危害當時已經引起有識之士的批評。朝臣田錫上奏：“況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以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製勝，未見其長。”因此要求“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陣圖，不須授之方略，自然因機設變，觀釁製宜，無不功成，無不破敵矣。”然而宋太宗對此不予理睬，曾對心腹大將傅潛說：“布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其後還為自己辯護：“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需謹此。”宋太宗禦授“平戎萬全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