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

三、 應對重大挑戰之道

綜上所述,中國麵臨的問題可以概括為兩個怪象(paradoxes): 一個是“中國怪象”,另一個是“中國政治怪象”。“中國怪象”表現為: 一方麵中國改革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 (人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自由度擴大了); 另一方麵從上到下都感到中國麵臨著重重危機(政府的正當性危機,社會危機,道德危機,環境危機)。“中國政治怪象”表現為: 一方麵人們抱怨政府太強,管得太多,太死; 另一方麵人們也有理由抱怨政府太弱,對很多該管的事 (如懲治腐敗,打擊製假販假,防止災難性事故,食品安全與衛生等)往往顯得無能為力。這兩個怪象表明中國正麵臨著一個曆史性的關頭,它必須尋求新的思路才能克服當前的危機,達到長治久安的目標。問題是,中國到底應該選擇什麼樣的應對之道?談到應對之道,目前有體製內、體製外兩類改革思路。

體製內的思路是指第一代改革思路,即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方針,以“效率優先”為原則,以追求經濟增長為優先目標,我們已經在第一節中以大量事實充分肯定了它的合理性、進步性和曆史作用,但是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它的局限性、片麵性和某些負麵作用。這種改革思路十分簡單地以為隻要集中精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就能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希望高速增長會自動地惠及全體人民,以緩解社會矛盾。不可否認,作為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爭取高速經濟增長是完全必要的。但過去的經驗和國際經驗告訴我們,經濟增長本身並不能回應和解決上麵提到的三種斷裂帶來的重大挑戰,也不會自動導致社會穩定。究其原因,道理其實很簡單。片麵追求經濟增長,必然要以“效率優先”,犧牲社會公平為代價,往往容忍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以“市場優先”,會犧牲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以“資本優先”,會犧牲勞工利益和人力資本的投入; 以“外資優先”,會犧牲內資利益和國家利益; 以“生產優先”,會犧牲生態環境效益。雖說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其實“兼顧” 往往是不顧或者犧牲公平。表現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支出上,常常是寧可“錦上添花”,不願“雪中送炭”。我們原以為,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就會自動地幫助和帶動全體人口和全社會富裕起來。但事與願違,先富起來的人和地區希望“越富越要快富”,“越富越要暴富”,並想方設法加強政治上的優勢地位和影響力。他們中的一部分變成了社會中的特殊利益集團,占有和迅速擴大遠高於其人口比例的各種資源,不斷拉大與普通民眾之間的差距。過去二十多年中國經曆了持續的高速增長,出現了空前的經濟繁榮,與此同時社會不穩定因素不是越來越少、越來越弱化,而是越來越多、越來越強化,出現兩種不同的極大的反差。為什麼我國的經濟高增長並沒有帶來人民滿意和社會穩定呢?這是因為經濟增長有不同的模式,產生不同的社會結果。並非所有的高增長都會帶來社會穩定。各國的曆史經驗告訴我們,隻有公平的增長才會帶來社會穩定,才能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反之,不公平的增長卻往往帶來社會不穩定甚至是社會動蕩,中斷經濟增長。不幸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像是“無就業增長”(jobless growth)、“不公平增長”(unequal growth)和“不可持續增長”(unsustainable growth)。

保持中國社會穩定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和政府的優先社會目標。如何實現社會穩定有不同的思路。最為流行的觀點是把社會穩定的“寶” 押在經濟增長上,這是基於一種未加言明的假設: 高速經濟增長可以無限期地持續下去。它是一種危險的假設。我國經濟已經在高位連續增長了20多年。也許,這種勢頭還可以繼續若幹年,但曆史上還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做到永續增長。被稱作“奇跡” 的日本和東亞“四小龍”不是例外,美國也不是例外。在20世紀最後十年,美國曾一度信心十足,自認為擺脫了經濟周期的束縛,進入了所謂不間斷增長的“新經濟”。現在看來隻不過是“黃粱一夢” 而已。目前,我國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十分不利。依靠巨大的內部市場,我國經濟應該能夠維持一定的增長速度。但“天有不測風雲”,凡事需做最壞打算,未雨綢繆才能防患於未然。我們必須正視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出現經濟衰退的可能性。一旦經濟增長大幅放緩,很容易激發各種社會矛盾衝突。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就注意到,社會大動蕩往往不是發生在經濟長期停滯的地方,而是發生在經曆了經濟增長的地方。根據他的觀察,最可能發生動蕩的時刻是經濟停止增長、開始出現下滑的那個拐點。法國革命正是發生在這樣一個時刻。Alexis 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Anchor Press, 1955後來,研究革命和動蕩的學者把與托克維爾類似的觀點稱之為 “倒J”假設,並在各國曆史中找到了很多證明“倒J”假設正確的證據。最近的例子就是亞洲金融危機出現的印度尼西亞,拉丁美洲經濟危機引發了政治危機的阿根廷和委內瑞拉。

體製外的思路則把希望放在三個流行的概念上,即“自由” 、“公民社會” 和“民主”。強調“自由”的人認為中國問題的症結在於政府無所不管,鉗製了人們的自由。他們相信,隻要政府撤出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自動會將社會經濟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在此意義上,不管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因此他們斷定,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是讓國家“縮水” (shrinking the state),實現有限政府。強調“公民社會”的人未必同意自由派有關市場的神話。他們認為,無論是市場經濟組織還是政府組織都無法解決中國麵臨的種種問題。在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領域,他們看到了非營利和非政府組織的作用 (如扶弱濟困,保護環境)。更重要的是,這些人相信,非營利和非政府組織有製約國家的潛能,可以使之無法為所欲為。強調“民主”的人並不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惡”勢力 (necessary evil)。壞的不是政府,而是不民主的政府。他們認為一個民主的政府大有可為。因此,他們希望政治改革從推進公民參與政治入手。一旦人們獲得了直接選舉各級領導人的權利,中國就可以實現將國家機器民主化的目的(democratizing the state)。強調“自由”、“公民社會” 和“民主” 的體製外人士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側重製約公共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