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改革開放的實踐表明,1978年中國共產黨中心工作轉移的重大戰略決策是十分重要的,符合中國國情,順應世界發展潮流。從製度變遷的角度來看,這是一次典型的強製性製度變遷,又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製度變革,也是人類發展史上參與人數規模最大的一次製度變革實踐。

這次轉型的最大功績在於,它開創了現代中國的“貞觀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長達23年,曾是中國發展曆史的高峰期,也代表著當時世界發展的最高水平。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二十多年,先後經曆了三代領導集體,與前者的時間跨度大體相當。與前者不同的是,這一次“天下大治”是在開放條件下進行的,不僅代表了中國發展的最好曆史時期,而且也對人類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二、 需要第二次轉型: 開創“製度建設時代”

進入21世紀,中國的長遠發展目標不僅要實現經濟現代化,如鄧小平提出的“三步戰略設想”,而且還要實現製度現代化,如鄧小平提出的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設想。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見: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320~343中國共產黨需要進行第二次戰略轉型,即從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向製度建設為中心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經濟建設已經不再是黨的中心工作了,黨和政府的角色發生了重大變化,由對宏觀經濟的“控製者”、“計劃者”轉向“指導者”和“引導者”。應當說,黨和政府始終在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促進社會快速變遷、保持社會穩定和對外開放等方麵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經濟快速發展、經濟體製改革深化,經濟活動主體如企業、國內外投資者、農戶和廣大消費者成為經濟建設的主體,由於計劃經濟不斷被市場經濟機製所取代,政府逐步從競爭性領域撤離出來,國有經濟比重下降,非國有經濟比重上升,並日益超過國有經濟比重。黨和政府對經濟活動領域仍然堅持以往實行的全麵控製、過度參與的做法,已經遠遠不能適應變化了的經濟體製背景,如果繼續實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就會繼續過度地幹預微觀經濟活動,同時也會人為地製造出各種各樣的經濟租金和政治租金,成為日益嚴重的腐敗的重要來源。

第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不能自動地保證國家長治久安。過去二十多年中國經曆了持續的高速增長,出現了空前的經濟繁榮。但是,經濟繁榮並不必然或自動導致社會公平、社會公正和社會穩定。從中國曆史來看,嚴重的社會危機往往發生在經濟繁榮期; 從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長往往會突然因社會危機而停滯、衰退甚至崩潰。當前,中國再次進入社會不穩定時期,突出表現為: 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調整; 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 世界上最顯著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 世界上基尼係數(收入不平等性)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 世界上最嚴重的腐敗及其最大的經濟損失; 世界最大範圍的生態環境破壞。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存在大量的結構性的不穩定因素。經濟持續增長並沒有化解這些不穩定因素,反倒使其愈來愈強化。20年的實踐表明: 凡是保證了社會公正的時期(如20世紀80年代初期和中期),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也得到了保證; 凡是犧牲社會公正的時期,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也會受到威脅,特別是90年代下半期。我們認為,社會分配不公是中國社會不穩定的終極根源。因此,遏製分配不公平,糾正社會不公正現象已經不僅僅是倫理問題,也是危及社會穩定的社會問題以及國家政權穩定性的政治問題。經濟發展固然是硬道理,社會公正也是硬道理。堅持“共同富裕”不僅是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也是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合法性的基礎。能否堅持“共同富裕”防止貧富兩極分化,是中國改革成功或失敗的關鍵標誌。鄧小平早在十多年前就警告: “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364實際上中國的收入不平等性(基尼係數)在過去20年是世界上變化最大的國家之一,不平等性越來越突出。解決這些矛盾是不能僅僅靠把蛋糕做大,更重要的是應通過建立國家基本製度包括收入分配製度、社會保障製度、財政轉移支付製度、人民民主參與製度等,從製度上防止中國出現貧富兩極分化。

第三,以製度建設為中心是國家製度現代化的客觀需要。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至少包括兩個最主要的方麵: 一是經濟現代化,如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和國防現代化; 另一方麵是製度現代化,即實現國家基本製度現代化,並實行“良治”(Good Governance),確保國家利益最大化,全體人民福利最大化。國家製度建設是一個現代國家的基本製度和國家“基礎設施”,它與一個國家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具有很強的關聯性和互補性。實現國家製度現代化不僅是現代國家最重要的目標,而且也是典型的國家性公共物品,沒有國家製度的現代化就無法實現國家的經濟現代化。如果說過去50年,中國的經濟現代化是由中國共產黨及中央政府首先發動和積極推動的,現在仍需要由黨和政府指導和引導,並激勵各種不同經濟活動主體來推動的話,那麼中國國家製度現代化則必須也隻能由黨和政府有意識地發動和領導,並付諸實踐,在建立小康社會的同時建立高度民主與法製的現代化社會。

國家製度現代化是一個過程,即在充分學習吸收和借鑒人類現代化國家經驗與知識的情況下,根據中國國情進行的製度創新、製度建設、製度實施的長期曆史過程。它有助於降低國家的管理成本,調節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矛盾,維護經濟活動所必需的社會秩序與交易規則,在全社會範圍內進行廣泛的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務的可能性和提供改善全國人民的文化教育狀況的人力資本條件。 胡鞍鋼.中國共產黨如何才能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國戰略構想.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製度建設本身並不是經濟建設,但卻是促進經濟建設並保證其持續發展的基礎條件。

第四,製度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型。中國社會不僅經曆經濟轉型,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而且還在經曆社會轉型,即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上述兩種轉型能否成功取決於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主動轉型和成功轉型。1978年以來,黨已經實現了第一次轉型即從革命方法統治到行政方法統治,從革命型政黨到發展型政黨,成為以推動經濟發展為宗旨的執政黨; 黨有能力推動經濟發展,但是缺乏能力解決社會矛盾和衝突。這就需要黨伴隨著整個中國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主動實施第二次轉型,即從行政方法統治到政治方法統治,從直接政府(一級政府)統治到間接統治。黨的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意義並不在於作為執政黨給人民帶來正麵的利益,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 而在於當其不能給人民帶來積極利益的時候,甚至是產生負麵的和消極的利益的時候,人民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