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何懷宏
這套叢書是我們擬議中的“觀念讀本”之一種。擁有語言形式的思想觀念是人猿揖別的一個標誌，各民族、各文明在自己的發展曆程中都對豐富人類的精神寶庫作出了貢獻，有必要互相參照。而當世界進人“現代”之際，甚至在商品、資本的全球大規模流通之前，觀念的流動其實早已開始，乃至後來引發了世界性的激蕩。在這一“現代化”和“全球化”的發軔過程中，西方觀念相比於其他文明的觀念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而我們的母邦中國在近一百多年中也發生了包括深刻的觀念變革在內的一係列變革，故而我們對觀念的關注是以中西為主。而無論中西古今，我們都將努力從具有經典意義的著作中遴選篇章。
對人的“思想”及其產品或可分離出三個要素或過程：一是個人思想的主觀過程：思考、判斷、分析、反省等；二是已經具有某種客觀化形式以至載體的概念與理論；三是成為許多人頭腦中的觀念。我們這裏所理解的“觀念”是這樣一些關鍵詞，它已經不僅是思想家處理的“概念”，而是變成社會上流行的東西，被許多人支持或反對的東西。對“概念”的處理是需要一些特殊能力或訓練的，而“觀念”則是人人擁有，雖然不一定能清楚係統地表達，甚至有時不一定被自身明確地意識，比方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不管有沒有或有多大的獨創性。這種“觀念”的源頭雖然還是在“概念”或者說“思想”，但它已經不是一兩個人的思想，而是千百萬人的思想。這一係列讀本要處理的“觀念”就是這樣一些共享而非獨享的思想。
飢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寫道：“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世界者，就隻是這些思想而已。許多實行者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狂人執政，自以為得天啟示，實則其狂想之來，乃得自若幹年以前的某個學人。我很確信，既得利益之勢力，未免被人過分誇大，實在遠不如思想之逐漸侵蝕力之大。”
耐人尋味的是，一個主要研究經濟或者說物質的東西之運動的學者，卻對思想觀念的力量給出了如此高的評價。當然，這可能是由於他生活在一個巨變時期。飢恩斯這裏所說的主要是觀念對個人，對哪怕是無意識地接受了某種觀念的個人的影響，尤其是對政治家的影響；他還強調觀念接受中的“時間”因素：觀念從提出到接受可能是相當漫長的、隔代傳遞的一個過程。但無論如何，他看來還是傾向於思想觀念支配著世界的觀點。而韋伯的觀點可能稍稍折中，他在《宗教與世界》中認為：“直接支配人類行為的是物質上與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創造出來的世界圖像，常如鐵道上的轉轍器，決定了軌道上的方向，在這軌道上，利益的動力推動著人類的行為。”也就是說，直接的還是“利益”決定著人們的行為，但是，人們如何理解這“利益”，或者說，這軌道往什麼方向去，卻決定於人們的觀念，尤其是人們的價值觀，決定於他們認為什麼是他們最重要的“利益”，什麼是他們覺得“最好”的東西，是他們認為最值得追求的東西。當然，這裏對“利益”的理解就必須采取極其寬泛的觀點，它不隻是物質的、經濟的利益，甚至也包括精神的“利益”。比方說，西方中世紀人們的主流價值觀就不是追求俗世的好處，而是彼岸的“永生”。但這樣一來，“利
益”與“觀念”就會容易混淆而不好區分。
影響我們的行為、活動和曆史的因素可以分為三類：一是自然環境，二是社會製度，三是思想文化。而每類又可再分出兩種。屬於自然的兩種：一是人類共居的地球，二是各民族、群體所居的特定地理環境。屬於製度的主要有兩種：一是經濟製度，包括生產、生活、交換、分配等方式；二是政治製度，包括權力運作、法律、軍事等機構和活動。屬於思想的商種：一是比較穩定外化、為一個群體共有的文化、風俗、心靈習性，二是比較個人化、經常處在爭論和辯駁之中的思想、觀念、主義和理論。那麼，這三類，或者更往細說，這六種哪一個對人類的生活和曆史具有更重大的影響？或按習用的話來說，是地球或者地理環境，還是經濟或者政治，抑或人們的心態或者思想更具有“決定性”？
“地球決定論”一般不會進入我們的視野，除非整個地球家園麵臨災難乃至可能的毀滅，但我們在今天一些生態哲學中已經依稀可以看到這樣一種思想。一些麵向人類比較廣闊和長遠的文明和民族觀察和思考的人們，也曾提出過“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思想。而在一個以經濟為活動主軸的時代，比較盛行的是“經濟決定論”的思想。“政治”乃至“軍事決定論”則往往在傳統書寫的曆史中占據主導。在一個激烈變化的時期，則不時還有“文化”或“國民性決定論”以至“思想觀念的決定論”出現。但今天，我們也許應當首先審慎地思考“決定”這一概念本身，因為“決定”的含義本身就難以“決定”。也許一切都有賴於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以及對曆史範圍、時段、條件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