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記：麵向形式論美學前記：麵向形式論美學
一
十年寫詩，三十餘年詩歌批評、研究。眨眼間，詩齡已過“不惑”之年。仿佛詩齡很長，反倒困惑茫然。愈是茫然困惑，愈想多幾下“嗆聲”。
詩歌批評、研究，和詩歌寫作一樣，常常讓你陷入綿綿無期的執戀，夢牽魂繞，海枯石爛。四十多年過來，走成一對無怨無悔的老夫妻。
詩歌寫作，和詩歌批評、研究一樣，有如吞食鴉片，騰雲駕霧，如癡如醉，即便傾家蕩產，也在所不辭。用顧城的話說——是“始終和一種東西過意不去”。
因了“過意不去”，詩歌批評、研究，於自己來說，是一種“鑽牛角尖”的作業。因了執迷不悟，加點兒不識時務的憨傻和耐性，才有了從分行的網箱裏，打撈一些不分行的蝦米來。
養殖的、野生的，終於有了一次盤點機會。
或許是因為出生、生活在一個封閉，而充滿中西文化交會的小島，較早受到台港、海外文學影響，也較早接收英美新批評的理論“洗禮”，自覺或不自覺，一開始就比較傾注對象內部——各美學要素的摸索，且樂此不疲。
固然新批評被詬病為內在循環的封閉容器，但在打通文本間各隱秘環節不乏機杼獨出（也不斷被後人所改進）。對於詩歌而言，新批評堪稱形式論美學的首席“執導”，而作為不怎麼合格的“場記”，筆者不時遊離出原旨教義又夾帶若幹他者“話語”，形成對新批評線路的某種“變異”——在偏注形式細部中“調適”曆史化（也就是希利斯·米勒所說的在修辭學與外部關係中“做做調停工作”）。不妨將語義、聲音、技藝，甚而更細微的詩歌韌帶、趾骨、皮屑、毛孔之類，盡收眼底而從中尋覓曆史化的“進出口”。這樣做，勢必要忍受長期以來，主流意識形態所統領的“載道”詩教與宏大敘事框架的壓力，囿於一隅。不過，這種側重內形式的“藥引”作業，有可能降低美學變質的幾率，於漸進積累中收獲時間的回饋。
筆者理解的形式美學，要排除觀念論，它具有一種自體的明證性，即直接尋求訴諸於我們心意的美的要素的展開式；要排除傳統詩學的所謂內容決定論——內容大於形式、內容引領形式的機械二元論；要努力把所謂的內容納入、化解在總體形式規範中，讓各美學要素最後合成文本的範式；要在多對象的“共存狀態”關係中，尊重形式要素產生適意或不適意的審美判斷。用克萊夫·貝爾簡要的話講，就是追求“有意味的形式”。而新批評的“構架-肌質”說，超越了內容與形式的頑固界限，突出“肌質”為主導的形式要素，在詩歌研究中特別受用。許多新批評的核心術語，諸如張力、隱喻、換喻、象征、含糊、歧義、悖論、反諷、戲劇化等，都是詩歌形式論美學的當家裏手。
2007年，伊格爾頓出版了《如何讀詩》一書，這位原先充分政治化的理論家開始把形式看成內容，至少認為形式不是對曆史的偏離，隻是達到它的方式——即通過如何抓住文本尋找到什麼；起碼是將形式與具體曆史語境合成一體，落實於“紙頁上的語詞”；而最為筆者會心的，是把對形式的關注作為曆史本身的媒介來把握，在形式內部展開詩語與曆史間的闡釋張力。這，是不是一種“新”的形式論美學？
筆者自檢批評路徑上隱含著上述理念，由此不停伸拉詩歌的美學焦距：比如詩歌本體基質在曆史化遷演中，引發的流變嬗替；優秀詩人藝術型構的提煉打造，對於寫作界的影響與範式意義；各類詩學在成型中的形態追蹤、比較、挖掘直至價值取向；文本鑒賞細讀進入到“分子水平”階段，何以推陳出新；修辭學中的最大要項語言，怎樣在詩歌與各種內、外關聯中順利“通衢”，等等，都是屬於值得下一番功夫的作業。
咫尺之間，形式論美學很容易滑入絕對的形式主義——隻熱衷於意義之外那些聲韻、節奏、旋律、組織、排列等純形式因素的開發。必須警惕新批評遺留的某些致命弱項。改造後的辯證路徑應該是，經由各種“肌質”所指涉的文本——主題、內容、意涵等意識形態質料，於形式規範中完成藝術“替身”，亦即完成社會、曆史、現實等形式因素的“投影”。
二
由於篇幅、體例關係，四百多萬字“詩論評”，大概隻能保留十五分之一。幾番躊躇，最後確定，還是順著形式論美學這條線索收編下來，總共分為六輯。
第一輯詩潮篇。1980年就讀廈門職大，第一年完成學年論文《新詩潮變革了哪些傳統審美因素》，後投給《花城》，這是本人參與朦朧詩論爭的第一篇文章，也以此為發端走向詩學之路。今日重讀，感到稚嫩而心生羞愧（注釋放在文內——可窺當時學術訓練之粗糙）。唯一安慰的是，一開始不知為何沒有完全“跟風”，而是遊離“大部隊”，比較專注文本內部的形式美學探討（陳超曾稱其為新詩潮文章中最早進入藝術本體分析）。麵對少作，實在是難以卒讀，悔其晚矣。但考慮到畢竟是個人批評的處女作，家醜不怕外揚，就硬硬地挺在首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