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性別不平等的起源
盧賓對女性主義的性別研究做過一個很高的評價，她說：20世紀60年代，重要的社會階層分析範疇大多被認為包括等級、階級和種族。女性主義的偉大貢獻之一是將性別引入了社會階層範疇中。（巴特勒、盧賓，487）女性主義的性別研究認為，所有過去的社會分層研究，如對階級、少數群體、種姓製度的研究，都與性別研究有相似之處，但都不能充分地界定婦女在性別體係中的處境。性別與過去常用的分層研究範疇——階級、種族、等級、種姓等——相比是一個新的範疇。要係統地分析人們在性別分層中所處的地位，需要引入性別分析這個新的概念。
對於性別不平等的起源，女性主義學者做過大量的研究。下麵是我認為最重要的一些關於性別不平等起源的理論假設：
1、米切爾的四因論
女性主義對解釋男權製形成原因的最早嚐試是米切爾在其名篇《婦女：最漫長的革命》中提出的四原因理論。她提出，男權製的形成有四大原因：一是生產，二是生育，三是性生活，四是子女的教育。婦女生育後需要脫離工作休息一段時間，生兒育女、操持家務已經成為女性的天職。但是隨著避孕術的出現，“生孩子不再是婦女唯一或首要的天職，而是可以有選擇的”。（ 米切爾，19-21）
米切爾認為，不能將婦女地位的四大因素分開來考慮：它們形成一種特殊的相互關聯的結構。當代中產階級家庭可以看作是包括在生產（男性世界）之中的性、生育與社會化功能（婦女世界）的三位一體——嚴格地說最終是由經濟決定的結構。將婦女排除在生產（人類社會活動）之外，並將她們局限於家庭之中，局限於家庭每一功能的自然部分之中，這是把婦女看作自然存在這一現代社會定義所產生的根本原因，因而，任何解放運動的主要鋒芒應集中於經濟因素——婦女完全進入公共產業部門。隻有改變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上述四大結構，婦女才能真正獲得解放。如果隻改變其中一個結構，則會被另一個結構的加強抵消掉，結果隻是改變了剝削的形式。（米切爾，31-38）
米切爾的觀點被批評為本質主義的，因為她把性別壓迫製度的出現歸因於女性的生理與男性不同所導致的社會勞動分工的不同。
2、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階級論
在米切爾的觀點受到批評的同時，馬克思主義在性別問題上的觀點也被批評為本質主義的理論的另一個版本。女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批評是：馬克思認為婦女天生屬於社會生活給她們安排好的位置。由於性別和年齡的不同，自然而然地產生出勞動分工，它純粹是在肉體基礎上產生的。婦女生來就被安排承擔家務勞動。母親和婦女處於靜態，是自然的；而父親和男人辛勤勞動，是社會的。勞動中的創造、主動、改造過程等同於男性，而女性則等同於勞動過程中工作與改變的物質對象。人類的生殖和家務勞動都不具備有意識地控製、利用和改造自然物質原料的特征，而這些恰恰被社會主義思想認為是勞動過程的特征，因此生殖和家務勞動就被排除到社會勞動之外了。（麥金農，4-6）
從女性主義的視野來看，婦女與自然之間“自然形成”的特殊關係與男人一樣少；她們與自然的關係，也應與男人一樣是社會的產物。麥金農認為，婦女被排除在馬克思對社會的人所做社會分析的每條規則之外；她們被限定在她們的生理學意義上，與孩子一樣是沒有充分發展的成人，需要專門的保護，婦女即使工作也不是真正的勞動者。（麥金農，6-10）
恩格斯說：一夫一妻製是作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為整個史前時代所未有的兩性衝突的宣告而出現的。勞動的最初分工是男女之間為了生育子女而發生的分工。在曆史上出現的最初的階級壓迫，是同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同時發生的。麥金農不同意這種觀點，她認為：男人的霸權地位可能是在社會中一個群體壓迫另一個群體的第一種形式；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大部分社會中都是男人支配著女人。按照恩格斯的觀點，隨著生產退出了家庭領域，婦女被留在了家庭裏，更多的私有財產被集中在男人的手裏，血統也逐漸按照“父權”來追溯，標誌著恩格斯所說的“女性在世界上具有曆史意義的失敗”。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和婦女全麵進入生產領域，是結束婦女在家庭中的孤立地位和從屬地位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因此，導致婦女受壓迫的私有財產所有製和階級關係結束後，婦女的解放將得以實現。（麥金農，13-16）
馬克思顯然堅信，造成一個婦女喜歡家庭生活的不是社會關係，而是因為她是女性。如果婦女有權力，這種權力來自她們的母親角色並且在家庭中使用。男性從父親的身份中既沒有獲得權力也沒有獲得社會地位；他們是通過自己在生產中的作用而獲得權力和地位的。（麥金農，20-21）男性從工作中獲得權力，女性從家庭中獲得權力。這是馬克思的論斷，但是他沒有為這一論斷做出論證，好像這是一件自然形成的事情。
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專偶製婚姻的原動力出現的時機和原因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增加了社會財富，大量的財富可能集中在一個男子手中。為了保證由這個男子的子女繼承他的財產，“父權”必定取代“母權”，這個變化正如馬克思所說，“似乎是最自然的轉變”。（麥金農，22）男女勞動分工也許是由哺育導致的，但是男性繼承權卻不如前者那麼“自然”。
對於恩格斯提出的女性專偶製婚姻的出現是由於財富集中在一個男子手中，由於財富要遺留給他自己的子女，麥金農的質疑是：為什麼剩餘財產不是被共同占有？為什麼婦女不為她們自己取得財富？被男子取得的財富為什麼不能被認為是配偶雙方共同擁有的？男性不過從事了照顧畜群的勞動，為什麼這種勞動就意味著他能擁有財富？事實上，分工並不會自動產生相應的所有權區分。（麥金農，23）羅賓所引用的人類學家的部分地論述解決了這個問題：因為女性是被當作禮物交換的。可是，當初為什麼是女性被當作禮物交換，而不是男性被當作禮物交換呢？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女性主義認為，恩格斯誇大了無產階級性愛和資產階級一夫一妻製的差別。他說，性愛隻可能存在於無產階級中間，隻有在被壓迫階級中間，而在今天也就是在無產階級中間，性愛才可能成為並且確實成為真正的規則。一夫一妻製的永恒伴侶、納妾和通奸隻有微乎其微的作用。恩格斯的邏輯是：既然有產者的婚姻就是為了私有財產的繼承，夫妻身份就必須是永久的、排他的、唯一的、明確的，如果孩子生不出來，還得納妾，有了婚姻之外的愛戀對象，隻能通奸。但是孩子必須是自己親生的，這點得明確。所以資產階級妻子不能和擁有私有財產產權的丈夫之外的人性交，以免在財產的繼承上出問題。相反，無產階級夫妻沒有這個問題——因為沒有財產可繼承，性交可以隨心所欲。她們的性愛“是以互愛為前提的，在這方麵，婦女處於與男子同等地位”。性愛強烈、積極、持久，它的道德籲求是一種“源於愛、互相愛”的關係。因此，無產階級女性體驗性愛，而資產階級女性隻擁有一夫一妻製。這似乎也就是說：那些因階級地位而受壓迫的女性不會作為女人而被男人奴役，她們所遭受的隻是資本的剝削；而那些因階級地位而獲益的女性，即資產階級女性，才作為女人受到奴役，隻是受與其同一階級男人的奴役。（麥金農，26-28）
女性主義學者提出：私有製和階級的出現不一定是性別壓迫的根源。斯科特說，婦女的從屬地位先於資本主義而存在，並延續到社會主義，需要尋找一種排除了生理差異的唯物主義的解釋。（斯科特，174）如果說私有製是性別壓迫的起源，那麼在私有製消亡之後，性別不平等的現象也應當消失。而事實並非如此，這一點已經被曾經廢除過私有製的國家的情況所證明。因此，應當到階級壓迫之外去尋找男女不平等的起源。
3、弗雷澤的後現代性別理論
後現代女性主義理論家弗雷澤認為，過去的女性主義理論總是試圖找出跨文化的性別主義的根源及其組織成分。“這種理論帶有一些玄學話語的本質主義和非曆史主義的色彩：它們對曆史和文化的多樣性關注不夠；它們錯誤地把理論家自身所處的時代、社會、文化、階級、性傾向、民族或種族群體的特征普遍化了。”（弗雷澤等，138）
她因此認為，過去對性別不平等的種種解釋是有問題的：“當他們用生理學來解釋男女兩性在獨特的社會曆史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特質時，他們就是本質主義的；當他們隻用某一類特征，如女性的生理係統和男性的激素水平來解釋女性在所有的文化中所受的壓製時，他們就是單因論的。”（弗雷澤等，139）為此，她主張在研究男女不平等的起源時，更關注曆史的、文化的和社會的原因，而不是把一切歸結到生理的差異上去。
她舉例說：一種本質主義的說法是，男人重理性，女人重關係，其實關係是各種各樣的，男人也不能不看重工作中的關係，不能不看重與財富權力有關的關係。所以說它是本質主義的。從米切爾開始，人們將男女不平等的起源歸因於生產、生育、性關係和社會教養過程。“她們全都聲稱找出了某種存在於一切社會當中的具有跨文化解釋力的人類的基本經驗。在她們每個人的理論中，被研究的那種經驗都與生理或準生理需要聯係在一起，並被解釋為對社會的再生產具有功能上的必要性。它們全都不屬於那種需要調查其曆史根源的東西。”（弗雷澤等，144）
她批評關於公私領域劃分的理論，認為早期的女性主義理論總是把女性和私領域聯係在一起，把男性和公領域聯係在一起，雖然這已不是生理決定論了，但是還是有過度概括之嫌。“自70年代末以來，女性主義社會理論家基本上不再提生理決定論或跨文化的私人與公共領域的區分了。”（弗雷澤等，141）
弗雷澤提出，後現代的批判既不需要放棄大型曆史敘述，也不需要放棄對社會宏觀結構的分析。隻不過“後現代女性主義理論概念應當反映出事物的暫時性，應當把‘現代男性父權製核心家庭’一類具曆史特色的製度性概念，擺在比‘生殖’、‘母性’一類非曆史的功能主義概念更重要的位置上。”後現代女性主義理論還應當是非普遍主義的。當它涉及跨文化問題時，它的模式應當是比較主義的，而不是普遍主義的；應當是適用於變化和差異的，而不是適用於“總體規律”的。（弗雷澤等，148）
就連提出男權製四因論的米切爾本人也意識到，大部分古典理論的探討假定婦女無力承擔繁重的體力勞動，認為這是導致女性處於從屬地位的關鍵因素。然而，在熱帶非洲的許多地區，男人們常常遊手好閑，而婦女們不得不終日勞作。這種剝削沒有任何“自然”的依據。此外，假定僅僅是因為不能勝任艱巨的體力勞動，而使婦女居於從屬地位，那麼先進的機械技術（不再依賴繁重的體力支出）就應該確保婦女的解放。工業化似乎一度宣布了婦女的解放。但是問題並沒有真正得到解決。（米切爾，17-18）男女體力上的差異似乎能夠解釋男權製的起源。但是在體力勞動差異縮小之後，男權依然存在，這就是跨時空的普遍主義和本質主義的理論所無法解釋的現象了。
4、威蒂格的社會建構論
女性主義學者威蒂格是批判性別不平等起源的本質主義和生理決定論的重要思想家，她的分析采用了社會建構論的立場。她指出：按照那種為我們建構起來的所謂自然的想法，一個特征又一個特征，我們就這樣被逼進我們的身體和心靈必須與之相符的身份之中。（威蒂格，189）
她認為，不隻在貶低女性時，而且在我們貶低男性時，比如說男性的暴力傾向具有生理上的必然性，“在這樣說的時候，在承認了男女之間存在著‘自然的’區分時，我們就把曆史自然化了，我們假定‘男人’和‘女人’一向存在，並且永遠存在。我們不僅把曆史自然化了，而且隨之把壓迫我們的社會現象也自然化了，使得改變成為不可能的。”（威蒂格，189）
她用奴隸製的出現來比喻性別製度的產生：在黑奴製這一社會經濟事實出現之前，種族的概念根本不存在，至少在其現代意義上不存在，它隻適用於家庭的沿革。然而，種族的概念現在同性別的概念完全一樣，被當作“與生俱來”的，一種“感知的天賦”，“肉體的特性”，屬於自然的秩序。（威蒂格，191）
她批評過去一個世紀的女性主義，認為它一直沒有解決過它在自然與文化、女人與社會問題上的矛盾。女人是作為一個群體開始她們的鬥爭的，她們正確地認為，受壓迫的結果使她們擁有了共同的特征。但是對她們來說，這些特征是自然的和生理的，而不是社會的。她們在這一點上走得很遠，以致接受了達爾文主義的進化理論。雖然她們並不相信達爾文所說的，“女人進化程度比男人低”，但是她們確實相信，“男女兩性的特征在進化發展的過程中發生分離，社會基本上反映了這一兩極分化過程”。早期女性主義的失誤在於，它僅僅攻擊了達爾文主義關於女性低下的說法，與此同時卻接受了這一說法的基礎，即關於“女性是獨特的”這一觀點。（威蒂格，193-194）
威蒂格尖銳地說：如果說女性主義還有一點邏輯的話，它必須為一個無性別的社會而努力。她批評女性主義者們所堅持的“差異中的平等”是一個不合邏輯的原則，這個思想現在再次死灰複燃。她們重新落入那個威脅我們的陷阱：女人的神話。女人一定要把她們自身同強加給她們的“女人”定義區別開來。（威蒂格，191-194）
一個新的為所有的人類所做的個人和主體的定義，必須超越性別的分類（女人和男人），而個人主體的出現，要求我們首先必須摧毀性別的分類，不再使用這種分類，並且拒絕所有用這一分類作為其基礎的科學（實際上是所有的社會科學）。（威蒂格，197）
按照威蒂格的激進主張，要差異中的平等還是要無性別社會，這是問題的關鍵。前者不合邏輯，後者才合乎邏輯。因為階級鬥爭的最終目標是消滅階級，而不是顛倒過來的壓迫；婦女運動的最終目標也應當是消滅性別，而不是顛倒過來的性別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