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省位於黃河中遊，猶如鑲嵌在中國內陸腹地的一顆明珠。陝西大地古老而神秘，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發祥地。西安城東的半坡遺址，展示著六七千年前母係氏族社會的進步和文明。五千年前，華夏始祖炎帝、黃帝帶領各自的部落，在黃土高原一帶開創了中華文明。陝西曾經是中國曆史上的政治中心，先後有周、秦、漢、唐等13個王朝在此建都。陝西也是近代中國革命的搖籃。1935年，紅軍長征到達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這裏領導中國革命13個春秋，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
第一節 延安革命紀念地
延安革命紀念地位於陝西省延安市王家坪，是中國工農紅軍萬裏長征勝利到達的終點，也是1935年10月至1948年8月毛澤東的居住地和中共中央所在地。1997年6月，延安革命紀念地被中宣部公布為首批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
延安革命紀念地由紀念館和革命舊址兩大部分組成。紀念館館前廣場上矗立著毛澤東銅像，館內陳列大廳采用聲光電等現代化表現手法，以700餘幅照片及近千件革命文物、雕塑、油畫、圖表、場景複原等形象生動地再現了黨中央及老一輩無產階段革命家在延安領導中國革命的艱苦歲月。整個陳列分10個單元展出，即：一、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二、紅軍長征到陝北；三、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四、八載幹戈仗延安；五、新中國的雛形——陝甘寧邊區；六、窯洞大學育英才；七、自力更生奏凱歌；八、延安整風鑄黨魂；九、為和平民主而鬥爭；十、轉戰陝北、奪取勝利。
革命舊址有12處，目前對外開放棗園、楊家嶺、王家坪、鳳凰山、南泥灣5處。棗園，又名延園，位於延安城西8公裏處，因棗樹多而得名，是1944年10月至1947年3月間，中共中央書記處所在地。現舊址有1座小禮堂、3座平房和20餘孔窯洞。楊家嶺位於延安市西北約3公裏的楊家嶺村。黨中央在這裏領導解放區軍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延安整風運動、延安文藝座談會。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在楊家嶺溝口的中央大禮堂裏召開的。王家坪位於延安城西北3華裏處，占地麵積60畝。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是中共中央軍委、八路軍總部所在地。這裏有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葉劍英、王稼祥等領導人的舊居及軍委禮堂和會議室。軍委和總部在這裏領導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同時又指揮了全國的解放戰爭。
鳳凰山是黨中央初進延安的駐地。現在開放參觀的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的舊居及紅軍參謀部舊址。黨中央在這裏領導中國革命由土地革命戰爭轉入抗日戰爭。毛澤東在此居住期間，會見過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寫出了《論持久戰》等著作。南泥灣位於延安城東南90華裏處。1940年，回防邊區的120師359旅從綏德開往南泥灣，既守衛延安南大門，又開荒生產。經過3年的時間，359旅使昔日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了豐衣足食的陝北好江南。
第二節 西安事變紀念館
西安事變紀念館位於陝西省西安市建國路，1986年12月建成開放，1997年6月被中宣部評為首批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
西安事變紀念館共展出700餘張曆史照片、大量曆史文件及幾十件文物，包括張學良將軍公館、楊虎城將軍止園別墅、西安事變指揮部、新城黃樓、高桂滋公館、西京招待所、五間廳等處舊址。
張學良公館，位於西安市建國路69號，占地麵積7703平方米。院內共有三幢三層磚木結構小樓及20餘間平房。目前舉辦有“西安事變史實陳列”、“千古功臣——張學良將軍生平陳列”和張學良舊居複原陳列。
楊虎城止園別墅，位於西安市青年路117號，占地麵積2331平方米，其主體為一座中西合璧風格的磚木結構三層樓房，並有平房10餘間。目前在舊址內舉辦有“楊虎城將軍生平陳列”和楊虎城舊居複原陳列。
西安新城黃樓在今陝西省政府大院內，是張、楊二將軍設立聯合指揮部的綏靖公署所在地。蔣介石經搜山被捉住後，隨即送往新城黃樓。由於當時綏署內部複雜，蔣介石住在此不妥當，隨後便安排蔣介石住進了高桂滋公館。
高桂滋公館現在位於西安市建國路71號，房舍依舊完好。
西京招待所，位於今解放路和西四路交叉口，為兩層樓房。它是30年代初，楊虎城為招待國民黨高級大員所建，現為陝西省外事辦公室的辦公地址。
五間廳，位於華清池內，1936年10月至12月曾是蔣介石的行轅，五間廳即五間房子，蔣介石住在中間的一間，內有床、圓桌、沙發和椅子，現在這些物品仍像以前一樣擺設著。
1935年，中國共產黨發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全國人民的抗日運動進入新的高潮，參與“剿共”的部分國民黨軍隊也開始抵觸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當時在西北地區，以西安為中心的國民黨軍隊的主要力量有張學良率領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率領的第17路軍。這兩支軍隊都不是蔣介石的嫡係，經常受到排擠。在全國抗日運動高潮的推動和共產黨抗日統一戰線的影響下，張學良、楊虎城等開始與共產黨和紅軍聯係，三方團結抗日的政治基礎初步奠定。張學良自從在西北地區實行聯共抗日之後，曾多次勸說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都遭到了拒絕。蔣介石調集嫡係軍隊約30個師準備從河南開入陝甘參加“剿共”。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飛抵西安，要挾張學良、楊虎城加緊“剿共”，否則就將張學良、楊虎城兩部分別調往安徽、福建，由中央軍進駐西北。在這種危急形勢下，兩位愛國將領決定實行兵諫。
12月12日淩晨，張學良的衛隊衝進蔣介石駐地臨潼華清池，與蔣介石的衛隊交火。蔣介石聽到槍聲，倉皇越後牆逃走，爬上山坡隱蔽，被張學良的衛隊搜索發現後捕獲。同時楊虎城部下將留居城中的國民黨高級黨、政、軍官員陳誠等10餘人拘押。張學良和楊虎城於12日宣布取消“西北剿匪總部”，成立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張學良、楊虎城分別任正、副委員長。通電全國提出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停止內戰，釋放救國會領袖及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實行孫中山遺囑，召集救國會議等8項主張，同時致電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團結抗日大計。
1936年12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為商討事變問題召開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首先發言，他肯定這次事變是革命的，應該表示支持張學良、楊虎城的行動。接著周恩來發言，他提出在鞏固西北三方聯合的同時，要推動、爭取國民黨黃埔係、元老派和歐美派積極抗日，他還表示不要與南京政府對立。會後中共中央應張學良、楊虎城的要求，立即派周恩來奔赴西安進行商談。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與13日的會議相比，這次會前中央對外界的反應及動向已比較清楚，認識也已完全統一。事實上從各方麵的情況來看，對蔣介石的處置問題成為是否正確解決西安事變的關鍵。毛澤東在會上全麵地分析了西安事變發生以來的形勢和前途，並做出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結論。
19日會後，中共中央收到共產國際的電報，其中明確指示用和平方式解決這一衝突。之後中共中央召開幹部會，毛澤東認為，對蔣介石的處理有上、中、下三策：“殺”是下策，“不殺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央決定的方針是“放”，這是聯蔣抗日的上策。
12月23、24日，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張學良代表東北軍，楊虎城代表17路軍，同蔣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齡進行了談判。雙方於24日達成了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權利、聯共抗日等條件。
24日晚，周恩來前去會見蔣介石，曉以民族大義，敦促他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蔣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條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簽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擔保履行這些條件。
25日下午，張學良護送蔣介石飛離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了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實現團結抗日，中國由此實現了從國內戰爭到全國抗戰的偉大轉變。但蔣介石後來背信棄義，使張學良遭到長期監禁，楊虎城慘遭殺害。
第三節 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
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位於陝西省西安市城內北新街中段七賢莊，共有5道院，1997年6月，紀念館被中宣部評為首批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
紀念館館內收藏有文物460多件、資料525件、回憶錄623篇及照片3000餘張，現對外開放有七賢莊1號院舊址原狀複原陳列、3號院基本陳列和4號院“海倫·斯諾生平”專題陳列。一號院原狀複原陳列，是一處麵積為1360平方米的工字型四套院土木結構的平房院落，遵照“保存原貌，以存其真”的方針，複原開放了接待室、辦公室、會客廳、秘書室、救亡室、理發室、機要室、地下室和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同誌住室，還複原了白求恩大夫等國際友人的住室，再現了八路軍駐陝辦事處的曆史風貌。三號院輔助陳列，用大量生動、翔實的曆史照片、文獻、圖表和文物，分“團結禦侮，共赴國難”、“西辦功績，永載史冊”、“巍巍寶塔，中流砥柱”、“堅守陣地，完成使命”、“當年紅色橋梁，今日傳統課堂”五個部分，係統地對“八辦”的曆史背景、主要工作和曆史地位做了全麵介紹。四號院專題展覽，用大量珍貴的文物和曆史照片，向人們講述了美國著名作家、社會活動家海倫·斯諾在中國的革命活動。
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位於七賢莊，1936～1946年間，中共中央曾在這裏先後設立了秘密交通站、紅軍聯絡處和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駐陝辦事處。
1935年10月，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十分缺乏醫療器械和藥品，周恩來指派在張學良身邊工作的黨代表劉鼎在西安設立秘密交通站。1936年春夏之交，劉鼎來到竣工不久正待出租的七賢莊，因這裏距火車站較近，交通方便，於是用200塊銀元租下了七賢莊的一號院。在德國牙科博士溫奇·馮海伯的牙科診所的掩護下，秘密交通站開始了為延安采買、轉運醫療器械和通訊器材的工作。與此同時，劉鼎還請地下工作人員塗作朝在一號院地下室安裝了一台100瓦的電台，把中共中央設在保安的紅色中華社的廣播傳播到全國各地。
1936年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國共產黨以“紅軍聯絡處”的名義公開活動，由葉劍英主持工作，主要任務是發展東北軍、西北軍、紅軍三位一體的聯絡團結工作，促進以國共兩黨為核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早日建立。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抗日戰爭開始。為了爭取國民黨抗日，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紅軍聯絡處”改為“八路軍駐陝辦事處”。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發動全麵內戰，辦事處被迫於1946年9月撤回延安。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十分重視保護這處革命舊址，於1959年在原址建立紀念館。1988年，該館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寫了一本著名的書——《西行漫記》（又名《紅星照耀中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埃德加·斯諾其實並未到過延安。他到的是保安（今誌丹縣），距延安還有幾小時的車程。真正到達並記錄了延安的人，是埃德加的妻子海倫·斯諾。
海倫與斯諾不僅是生活上的伴侶，更是事業上的夥伴。斯諾後來曾在自傳體著作《複始之旅》中這樣寫道：海倫是個“極不尋常的女人……她充滿活力和創造力，是一位忠誠的合作者。她既是我的伴侶，又是我的批評家”。海倫·斯諾從少年時代就夢想成為一名記者和作家，她與埃德加·斯諾在中國相識、結合，並走上了新聞寫作之路。而埃德加·斯諾的生活也由此改變，他曾由衷地對妻子說過：“海倫，如果不是為了你，我1932年就離開中國了，是你使我在中國得到了一個徹底的富有希望的新生。”海倫不僅使斯諾留在了中國，之後還訪問陝北，訪問毛澤東，幫助埃德加·斯諾完成轟動世界的《西行漫記》。
而在埃德加·斯諾寫作《西行漫記》的過程中，海倫一麵幫助丈夫整理文字和圖片資料，一麵從精神上給他很大鼓勵。她總是讓斯諾盡量少接電話，時時督促習慣有點懶散的丈夫盡快寫作，並為此承擔了所有家務雜事。斯諾當時曾送給海倫一張照片，照片上寫著“獻給指揮棒，我是你的傀儡”，從中可以看出海倫對斯諾寫作這本書是盡了“指揮”之力的。在寫作中，海倫也常與斯諾一起討論研究，比如寫到毛澤東的個人傳記部分，斯諾認為內容太多，要進行精簡，並以第三人稱轉述，而海倫堅持要保留采訪內容，而且用第一人稱敘述。斯諾最終還是接受了這個合理的建議。在埃德加·斯諾訪問保安的第二年，海倫冒著生命危險，隻身奔赴延安，采訪了丈夫一年前沒能采訪到的朱德和30多位紅軍將領、中共領導和知名人士，寫下了《續西行漫記》和《紅塵》兩本書，同時還補充了部分材料和照片。盡管兩個“斯諾”的婚姻沒有走到終點，而他們在中國從相戀到婚姻的10年，無疑是兩人一生事業中最輝煌的歲月。
海倫和埃德加·斯諾分手後，兩人對中國仍念念不忘。海倫在《永恒》一詩中寫道：“我願在墓中麵向東方，那是太陽升起的地方。”而埃德加·斯諾則把自己的一部分骨灰永遠留在了他曾工作過的燕園，北大未名湖畔，完成了他的遺願：“我愛中國，我願在死後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裏，就像我活著時那樣。”
第四節 陝西曆史博物館
陝西曆史博物館位於陝西省西安市雁塔區小寨東路91號（大雁塔西北側），是中國第一座擁有現代化設施的大型國家級博物館。1997年6月，陝西曆史博物館被中宣部評為首批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
陝西曆史博物館館藏文物370000餘件，上起遠古人類使用的簡單石器，下至1840年前社會生活中的各類器物，時間跨度長達100多萬年，被譽為“華夏珍寶庫”和“中華文明的瑰麗殿堂”。展廳麵積11600多平方米，展線總長2300米，分為序言廳、基本陳列、專題展覽、臨時展覽和已開辟為國際畫廊的中央大廳等幾個部分。序言廳位於中央大殿前端，陳列著一尊巨大的千年石獅（唐代順陵石獅複製品），襯以奔騰的黃河和黃土高原巨幅照片，引導觀眾去領略由黃土、黃河孕育出的古老文明。基本陳列為陝西古代文明，2008年正式開放，以曆史進程為線索，選取各時代的典型文物進行組合陳列，來揭示陝西地區古代社會文明發展狀況。該陳列展出麵積5051平方米，展線長1247米，在中央大廳，分上下兩層，共三個展室，分為史前、周、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七個部分。
第一展館：第一單元《人猿揖別》，展示了距今115萬年前的先民遺存，第二單元《鳳鳴岐山》，展示了西周王都的豐富遺跡，第三單元《東方帝國》，展示了秦帝國以兵馬俑為代表的文物。
第二展館：第四單元《大漢雄風》，展示了漢都長安、漢家陵闕和典型漢代文物，第五單元《衝突融合》，展示了陝西民族大融合、佛教東漸豐富的文化遺存及宗教文物。
第三展館：第六單元《盛唐氣象》，展示了中國古代鼎盛時期隋唐時代典型遺存，第七單元《告別帝都》，展示了唐以後作為西北區域中心的陝西。
唐墓壁畫館收藏了近20座唐墓的壁畫，總藏量約1000平方米，主要有章懷太子墓出土的馬球圖、狩獵出行圖、客使圖和懿德太子墓出土的闕樓圖、儀仗圖、宮女圖等。
在陝西曆史博物館碑林展室中，有一座高大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碑林現存曆代碑石中知名度最高、被中外學者研究最多的一塊。“大秦”是中國古代對羅馬帝國的稱呼，景教是基督教的一個支派，於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傳到長安。
明天啟五年（1625年），忽然從西安傳出一個驚人的消息：一個正在施工的人從地下挖出了一塊石碑，石碑用黑色大理石製成，重達2000公斤，碑頭飛雲和蓮台烘托著一個十字架，包圍著十字架的是一種無角之龍，名為“螭”，左右配上了盛開的百合花，碑名刻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碑文用漢文和敘利亞文刻寫，敘述了景教的教旨、儀式，以及唐太宗時從大秦傳入中國，並在長安建寺和宣傳教義的情況。碑文還明確記載了此碑建成於公元781年。
“景教碑”剛出土不久，在西安一帶的西方傳教士把它當做屬於他們的寶物，西安府的主教準備把碑作為禮物送給梵蒂岡。由於碑有兩噸重，不便於運輸，這個主教竟想把碑分成三塊，分別運送，最終沒有得逞。
1907年，一個名叫何爾謨的丹麥新聞記者也打起了“景教碑”的主意，他製訂了一個周密的計劃，準備將“景教碑”偷偷運走。同年他在西安找到了一個貪圖利益的老石匠，與老石匠簽下協議，出銀3000餘兩收買“景教碑”，而老石匠必須趕在10月份前將仿製品製出。這樣他就可以偷梁換柱，把“景教碑”運出中國。準備就緒後，這位丹麥記者離開西安去武昌、開封、洛陽參觀，聲稱不再回來，9月卻偷偷潛回西安啟運“景教碑”。不料消息走漏，地方當局出麵製止，擅長英語的陝西高等學堂教務長王猷與何爾謨交涉，隻允許他將複製碑運回，原碑則於當年10月初由陝西巡撫曹鴻勳下令移置到碑林。經過1000多年的風風雨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終於找到了它的安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