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開林
宇宙深處真有一處天堂，慈母就住在那裏母親與我，在生死契闊之後，必定還可以重逢。
一個人視力所及的距離能有多遠？聽力所及的範圍能有多大？你也許會說，這是完全不值得深究的問題。真是如此嗎？我想眺望母親早已鴻飛冥冥的身影，我想傾聽她老人家早就啞寂在歲月喉嚨裏的聲音，然而，幽明永隔，我既不能上窮碧落，又無法下抵黃泉，隻好把目光投向浩茫的天宇，投向那形同蜂窩的星海深處，抱持著不肯割舍的願望，久久祈禱——
“慈母在天堂！”
那正是善良者應有的歸宿，也正是受難者應得的報酬。
我投生人世，的確有點姍姍來遲，母親在體弱多病的42歲上，咬緊牙關，將她的第五個孩子，也是最小的一個，帶到了寒流滾滾、險象叢叢的世間，她幾乎因此喪命，我也幾乎因此夭折。
“為了生你，我拿自己的老命做賭注，好在是贏了這一局。”
話說得輕描淡寫，然而，從母親暢快的笑容裏，我強烈地感受到她創造生命於千辛萬苦之後的喜悅。
我生在“文革”爆發的那一年，一位好調謔的朋友曾笑話我這是“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決定，投生在一個錯誤的地點”，似乎來趕這趟“渾水”，完全是我的一念之差。怪隻怪天意弄人，我的運氣也不濟，如同二戰時盟軍的空降兵，因為細小的偏差，夜中誤降在德軍的營地；然後，就是密集的槍聲，就是慘叫悲號，就是血肉飛進。
在那一片炫目的雪光中睜開驚奇的眼睛，看見母親在命運的鋼絲上顫顫巍巍地挪步，看見幾乎所有的人都在命運的鋼絲上戰戰兢兢地蠕行，鋼絲懸在摩雲的高空之上，一旦腳下失去平衡，就會一頭栽落下去，萬劫不複。這是無法逃避的現實，但它比噩夢更像噩夢，比幻覺更像幻覺。
母親牽著我在“鋼絲”上走，那時我剛滿4歲。
“還有一程路就到了。”
“就到了哪裏？”
“好地方。”
所謂“好地方”，就是我命中注定要苦挨10年的異鄉。那時，我重複得最多而又最令母親發愁的兩句話，比電報辭還要簡短：
“媽媽，我餓！”
“媽媽，我冷！”
於是，我手中就添了一隻甜香的烤白薯，身上就加了一件改做的舊棉衣。
“還餓嗎？”
“不餓。”
“還冷嗎？”
“不冷。”
最簡單的生存，最簡單的滿足，就夠母親精打細算地運籌張羅一氣了。在“生存”的壓力下，不敢提“生活”二字，那是動輒得咎的年月，越窮越光榮的年代，向往富足安樂的生活，即算這不是一種罪錯，也是額外的奢求。母親天性愛美，我最早見到的藝術品就是她用五色彩線繡出的那些花鳥蟲魚，鄉人嘖嘖稱奇時，母親輕歎一口氣——
“可惜沒有好絲綢，這線也是自家染的，比不得先前繡莊裏買到的好。”
仲春之後，山花爛漫，母親家務之餘，便去采些好看的野百合回來，插在花瓶裏，雖是陋室寒舍，卻彌漫一季馥鬱的芳香。
“苦中作樂也是一門本事。”
這般心法，我得了母親的嫡傳，夠我一生受用無窮。
我的啟蒙教育完全得益於母親，那些節奏歡快的兒歌，那些懲惡揚善的故事，都是我吸取的最早的文學養分。
“媽媽，為什麼壞人惡人總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