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孟子·離婁上》
春秋早期，新建的鄭國（今河南新鄭）位於晉楚兩大霸主之間，強國為鄰，地狹勢弱。為了免於滅亡，鄭國國君從一開始就著意進行社會改革，調整貴族和商人、個體農民之間的關係，使商人和個體農民獲得了許多權利和自由。子產的父親子國，就是一個幫助國君進行改革的人，他後來在舊貴族發動的一次武裝叛亂中壯烈地犧牲了。
鄭子產在平定那次武裝叛亂後，被國君委任為“執政”，負責管理全國的行政事務。他年輕有為，懂得立國的根本是要安撫好平民百姓，得到他們的擁護和支持。因此，他首先采取措施改革軍賦製度，從而限製了貴族勢力，使他們不能“越製”；提高了商人和個體農民的社會地位，使他們取得了在某些方麵能與貴族“平等”的權利。這項改革遭到許多貴族的責罵。但子產很坦蕩地說：“他們想怎麼罵就怎麼罵吧，隻要對國家有利，我還會舍出性命去做。我知道行善政隻有堅持才能成功。”
過去，鄭國的法律刑書是被密藏起來的。平民百姓不知法，不懂法，犯了過錯任憑執法的貴族隨意處置。平民百姓與其說是怕刑罰，不如說是怕執法的貴族。因為執法的貴族說上一句話，平民百姓就會在糊裏糊塗中“犯罪”，招致傾家蕩產甚至身首異處的厄運。對於這種做法，鄭國的商人和個體農民是很不滿意的。
鄭子產深知密藏法律刑書對平民百姓是不公平的，因此他極力主張實行“猛政”。“猛政”如火，他說：“火性是猛烈的，使人看見害怕，反倒很少有被燒死的人。水性是懦弱的，人不怕水，喜歡玩水，反倒有許多人被溺死了。”這裏說的“猛政”，就是要把嚴厲的法律刑書公之於眾，讓平民百姓知道觸犯刑律的嚴重後果，知道畏懼，因而不敢去做犯法的事情。
為了實行“猛政”，鄭子產力排眾議，於公元前536年鑄“刑鼎”。也就是把鄭國的法律刑書一條一條地鑄在一個很大的金屬鼎上，把這金屬刑鼎放置在通衢要道，使人人都能看得見，都能知法懂法，依法辦事。
鄭子產鑄刑鼎在春秋各國引起守舊派的一致反對。晉國舊貴族的代表叔向就直接給子產寫信，質問子產說：“法律刑書一經公布，平民百姓就知道了如何來避免刑罰，他們就不再害怕執法的貴族了。是非曲直都由刑鼎上鑄的法律刑書來決定，那執法的貴族還有什麼用處呢？”鄭子產回複說：“我這麼做是順應民心的，也是為了救世啊！”
鄭子產說得很對。因為鄭國從鑄刑鼎以後，就限製了執法貴族的權力，使商人和個體農民能夠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安居樂業，放心大膽地發展生產了。這樣，鄭國就出現了一個社會穩定和國力豐厚的局麵。20多年後，叔向所在的晉國，也學鄭子產的做法鑄了刑鼎，公布範宣子所作的刑書。到了戰國時代形成了法家學派，而鄭子產則被尊奉為這個學派的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