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我幾乎是一口氣寫下來的，主要篇目的寫作總共隻用了兩個多月，且隻是業餘時間，其間幾乎沒有停頓。我從前的寫作習慣是，每寫成一件作品，總會將它選一家報刊投過去先求發表，可這一次我沒有這樣，而是一篇寫成後，便立即進入下一篇的寫作。我生怕任何一點點小事都會因此而打斷我的這“一口氣”。或許有讀者以為我這兩個多月裏一定寫得很苦，其實恰恰相反，這兩個多月裏，我在曆史中穿行，與我心中和筆下的人物對話、交流，寫作真可謂心手雙暢！此種境界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說是並不多得的，實在是一種享受！
我之所以能如此快速而順利地完成自己設定的這麼一個階段性的寫作任務，是因為我對這一選題事實上已“蓄謀已久”了。
我喜歡曆史，追溯至三十多年前考大學時，我報考的就是曆史係，但由於種種原因卻進了中文係。好在中國曆來就有“文史不分家”的傳統，所以在中文係中並不妨礙我對曆史的愛好，更何況我是“曆史科代表”——這是我大學時代唯一做過的一堂“官”。因此我敢說，在學中文出身的同齡人中，我讀過的有關曆史的雜書是相對較多的。但我之於曆史又畢竟隻是一名愛好者，終寫不出史學科班出身的人筆下的那種考據嚴謹、論述嚴密、體式嚴整的文字；但是以烹文煮字為業的我，又總不能忘懷於自己的曆史愛好，特別是總不能忘懷於那一個個永遠鮮活在曆史上的人物，筆下的文字總不能繞開他們——這樣的文字也便注定了隻能是所謂的“曆史文化散文”。當我“一不小心”地得到一頂“曆史文化散文作家”的帽子的同時，也常常遭到一些朋友的嘲笑——他們常嘲笑我有“曆史癖”——我當然知道他們的這種嘲笑並無多少惡意，但是卻反映了一個事實，這就是多為文學界人士的他們，對於曆史是缺乏興趣與熱情的。這既是一個事實，也構成了一種現象；既是現象我便禁不住常常思索其背後的成因。
中國的文化傳統曆來是主張“文史不分家”的，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在中國文化史上，史學家曆來多為文學家；反之亦然，文學家曆來又常常多為史學家。前者如司馬遷、司馬光等，後者如班固、歐陽修等。然而，近代以來，曆史作為一個學科，被納入了“科學”的範疇，此後，便以大量引進西方注重實證的研究方法為其最明顯的特征，這使得如今的史學與文學似乎完全分道揚鑣了。而這其實正是對中國史學傳統，乃至文化傳統的一種割裂，其造成的最直接後果至少有兩方麵：一是曆史學著作越來越理性化、學術化，其文字也越來越冰冷、生澀；二是讀者與曆史著作的距離越來越遠。
然而，曆史畢竟不等於事實、事件的羅列，不等於邏輯的推理、理性的論述，總之不等於就是所謂的史學研究。那些隱藏在曆史背後的人物，他們畢竟才是創造曆史的主體，因此，他們的情感、心理和性格等等，也應該是曆史的構成，甚至有時就是曆史本身。大概正是因為古人深諳其中的道理，所以中國的正史從司馬遷的《史記》開始，直到《清史稿》，都采用“紀傳體”的方式，因此，中國的一部“二十四史”，實際上就是一座巨大的中國曆史人物畫廊。
當然，曆史也不等於文學，但是文學終究是不該放棄曆史的。我一直以為，20世紀80—90年代間“曆史文化散文”的興起，絕不僅僅是一個文學事件，而也是一個史學事件，甚至是一個文化事件。雖然那些被稱作“曆史文化散文”的文字，是以文學為本位的，但是因為它們都將關注的目光投向了曆史，且關照更多是從文化的角度所作出的，所以其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曆史文化的一部分，其文化價值我以為要遠遠大於其文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