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紹振
作者不是史家，但本書創作資源都來自曆史文獻；本書並非為曆史人物立傳，升華人物傳記倒是本書最大的全部精彩。也許，文化修養較高的讀者，對書中的某些故事曾經有所涉獵，甚至不無見解，但是，隻要靜心翻閱，不難從熟悉中發現陌生，從已知進入未知，從史實中感受到精神的滋潤，甚至震撼。這種震撼來自作者出奇製勝的思路，對當今文化散文，這種震撼，很值得珍惜。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中國散文界告別了抒情散文曆史停滯期，掀起了一波蔚為壯觀的文化散文新潮：文化曆史的視野代替了個人的懷舊，冷峻的智慧駕馭著單純的抒情，從美學上，用我的話來說，就是審智超越了審美。文化成為散文最鮮豔的旗號。旗號下聚集著中國散文界最有朝氣的探索者。從餘秋雨到南帆，從林賢治到龍應台，從劉亮程到周曉楓，莫不以特有的文化關懷進入散文的前沿序列。但是，大潮之下，魚龍混雜，泥沙俱下，難免有追隨而才力不足的，批量炮製文化贗品，借文化之名而作主流意識形態之圖解的而陷於廉價歌頌者，滿足於羅列文化曆史景觀而湮沒自我者，一時滔滔皆是。這一切如果歸咎於作者的修養之缺失，固然也不無道理，但是，作為一種潮流，文化散文本身的局限，也難辭其咎。從根本上講，散文以文化為旗號之時，隻是一種感性的聚合，並無嚴格流派的自覺，當然也未能對文化作具體分析。在舉國興奮之際，隻看到文化與藝術之間的統一，忽略了文化與藝術的矛盾，可能是曆史的必然。問題在於在蓬勃發展之時，應該以自覺代替自發。
文化所指為一種心理的普遍性的、群體的特征，或為地域，或為民族，文化的普遍性甚至達到超越曆史的程度。以文化為旗號，從普遍性這一點上，與藝術的個性化是矛盾的，這種矛盾性甚至比之藝術與階級性的矛盾更甚。對於這一點，從八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理論界，很不清醒。因而，以文化價值代替文學價值的現象比比皆是，連小說界也未能免俗，以文化價值掩蓋低劣藝術的叫囂此起彼落。文化大散文、大文化散文這樣的旗號的輕率樹立，使散文更加混亂。如許多人都知道的那位初寫“楊朔式”散文後又改寫文化散文的著名散文家，則常常用普遍的政治的民族的觀念去同化辛棄疾和李清照等，抹殺了李清照那樣獨特的不可重複的女性情結，竟然得到廉價的鼓吹。
對文化的執著變成了對個性的遮蔽，在當代散文中成為一種頑症。
當然，物極必反，走向反麵，可能是曆史規律，但，曆史的發展又是曲折的，甚至是板塊式的，非進化的。從這種思緒籠罩下，打開這本文化氣息撲麵的散文集的時候，既為作者捏一把汗，也對作者有所期待。但是，閱讀之後，憂慮很快就為欣慰代替了。
令我感到安慰的是，一個個曆史人物，並不是某種文化價值的符號，而一個個特殊的人，作者不是從整個人生上看他的主人翁，而是從特別的角度，揭示其在嚴峻曆史關頭的特殊選擇。全書聚焦於曆史人物的“尷尬”，這個視角，這個觀念，是有些刁鑽的，刁鑽得有點出格。但這刁鑽中恰恰顯示了諸氏多年的苦心中迸發出來的智慧。
和文化觀念的套路相反，作者筆下的曆史人物都是獨特的、不可重複的文化景觀。不是曆史（時勢）造英雄，更不是英雄造時勢，屢屢出現的倒是曆史一味和英雄作對，曆史刁難英雄，而刁難的方式，又是層出不窮的。看來作者對自己的這一洞察，頗為得意，因而，反反複複地把人物放到尷尬的境地。妙在每個人的尷尬，又是不可重複的。
不管民間傳說對伍子胥有延續千年的同情，但是，諸氏提出，他整個生命就是一個“悖論”。他越是睿智，吳國就越強大；而吳國越強大，越是把他推向身首異處的結局。如果說，這樣的悖論，在伍子胥，還是某種宏觀的因果，而商鞅的“作法自斃”，其因果則更為直接。作者這樣點題：“根據商鞅當初製定的法令，任何人不經國君同意便擅自發兵，便以‘私鬥’和‘謀反’論處，而‘私鬥’和‘謀反’一律處以極刑。”但是，商鞅在走投無路之時，發兵反抗，就成了“罪行”。“至此，商鞅終於再也逃不脫他自己製定的法令的懲罰。就這樣，中國曆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改革家，於公元前339年在秦都鹹陽鬧市被處以‘車裂’，即俗稱之‘五馬分屍’，這實在不能不說這是商鞅人生最大的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