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立誌
淡泊以明誌 寧靜以致遠
三國時的蜀漢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臨終前給八歲的兒子諸葛瞻寫了一封家書《誡子書》。《誡子書》智慧理性、簡練謹嚴的文字，將普天下為人父者的愛子之情表達得真真切切。它既是作為父親的諸葛亮對兒子的殷殷教誨和無限期望，又是諸葛亮對自己一生的深刻總結。家書寫成後，諸葛亮在戰場前線突然離世，時年五十四歲。生前留有遺囑：“我死後葬在漢中的定軍山，就在山坡上挖一個墳，墳坑可放下棺材就行了，還是穿平常的衣服，不要隨葬器物。”八十六個字的《誡子書》，後來成為曆代學子修身立誌的警句。《誡子書》寫道：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誌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冶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複何及！
意思是：德才兼備的品行，是依靠內心安靜、精力集中來修煉的，是依靠儉樸的作風來培養的。不看輕世俗的名利，就不能明確自己的誌向；不是身心寧靜，就不能實現遠大的理想。學習必須專心致誌，增長才幹必須刻苦學習。不勤奮學習就不能增長才智，不明確誌向就不能在學習上獲得成就。過度享樂和怠惰（dàiduò）散漫就不能振奮精神，輕浮暴躁亦不能陶冶性情。年華隨著光陰流逝，意誌隨著歲月消磨，最後就像枯枝敗葉那樣，成了無所作為的人，對社會沒有任何用處，到那時守在自己的狹小天地裏，悲傷歎息，還有什麼用呢？！
一個人心緒不能安靜下來，不在艱苦環境中磨煉自己，就不能提升思想境界，就不能提高道德情操，就會拜倒在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腳下而無所作為。
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
梁啟超民國時期在清華大學任教時，給清華學子作了《論君子》的演講，並引用“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話語來激勵學子，希望學子們繼承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學有所成。那次演講後，清華人便將“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寫進了清華校規，後來又逐漸演變成清華校訓，並作圖製徽沿用至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這句話源於《易經》。意思是：天（即自然）的運行剛強勁健，相應於此，君子處世應像天一樣力求進步，剛毅堅韌，發憤圖強，永不停息；大地的氣勢厚實和順，君子應厚增美德，容載萬物。
現在用以教育人們：成就大業者應該像天宇一樣運行不息，即使顛沛流離，也不屈不撓；如果你是君子，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樣，沒有什麼東西不能承載。
後來著名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張岱年先生把中華民族的精神概括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華夏精神之精髓，是智者強者之境界。你若真正做到了，你就是芸芸眾生中的清華學子，你就會成為炎黃子孫中的佼佼之子。
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宋朝時期，滕子京因遭誣陷被貶到嶽州當知府。他重新修複了嶽陽樓，範仲淹受他的囑托寫了一篇《嶽陽樓記》，其中寫道：
予嚐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意思是：我曾經探求過古代那些有高尚道德之人的心，他們的悲喜不受客觀環境和主觀情緒的影響，也不因個人得失而變化。當高居廟堂之上做官的時候，就為人民而憂慮，唯恐人民有饑寒；當退居江湖之間遠離朝政的時候，就為國君而憂慮，唯恐國君有缺失。這麼說來，他們無論進退都在憂慮，那麼什麼時候才快樂呢？他們必定這樣回答：在天下人還沒有感到憂慮的時候就憂慮了，在天下人都已快樂之後才快樂。
《嶽陽樓記》極富政治內涵，文辭壯美，氣度豁達。“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成為千古佳句，是範仲淹一生愛國的寫照，也是中華文明史上閃爍異彩的精神財富。
一個人要做到先憂天下，固然不易，而一個先憂之士當他建立了功績之後還能後樂，這就更加可貴，所以憂國憂民者值得崇尚，不圖享樂者值得敬慕。
封侯非我意 但願海波平
14世紀初葉，日本進入南北分裂時期，諸侯割據，彼此征戰。在戰爭中失敗了的一些南朝封建主，就組織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國沿海地區進行武裝走私和搶劫燒殺的海盜活動，曆史上稱這夥強盜為“倭（wō）寇”。嘉靖三十四年，戚繼光從山東調到浙江抗擊倭寇，他用“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的詩句表達自己消除倭寇之患的決心和意誌。他招募以義烏農民和礦工為主的三千新軍加以訓練，組成戚家軍。戚家軍紀律嚴明，鬥誌旺盛，創造了新的陣法“鴛鴦陣”，使長短兵器相互配合，以致屢建奇功，名聞天下。戚繼光在《韜鈐（qián本意圖章）深處》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