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一個人生（1983—1990）
悲觀·執著·超脫
——《隻有一個人生》代序
一
人的一生，思緒萬千。然而，真正讓人想一輩子，有時想得驚心動魄，有時不去想仍然牽腸掛肚，這樣的問題並不多。透底地說，人一輩子隻想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一視同仁無可回避地擺在每個人麵前，令人困惑得足以想一輩子也未必想清楚。
回想起來，許多年裏糾纏著也連綴著我的思緒的動機始終未變，它催促我閱讀和思考，激勵我奮鬥和追求，又規勸我及時撤退，甘於淡泊。倘要用文字表達這個時隱時顯的動機，便是一個極簡單的命題：隻有一個人生。
如果人能永遠活著或者活無數次，人生問題的景觀就會徹底改變，甚至根本不會有人生問題存在了。人生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前提是生命的一次性和短暫性。不過，從隻有一個人生這個前提，不同的人，不，同一個人可以引出不同的結論。也許，困惑正在於這些彼此矛盾的結論似乎都有道理。也許，智慧也正在於使這些彼此矛盾的結論達成辯證的和解。
二
無論是誰，當他初次意識到隻有一個人生這個令人傷心的事實時，必定會產生一種幻滅感。生命的誘惑剛剛在地平線上出現，卻一眼看到了它的盡頭。一個人生太少了！心中湧動著如許欲望和夢幻，一個人生怎麼夠用？為什麼曆史上有好多帝國和王朝，宇宙間有無數星辰，而我卻隻有一個人生？在帝國興衰、王朝更迭的曆史長河中，在星辰的運轉中，我的這個小小人生豈非等於零？它確實等於零，一旦結束，便不留一絲影蹤，與從未存在過有何區別？
捷克作家昆德拉筆下的一個主人公常常重複一句德國諺語，大意是：“隻活一次等於未嚐活過。”這句諺語非常簡練地把隻有一個人生與人生虛無畫了等號。
近讀金聖歎批《西廂記》，這位獨特的評論家極其生動地描述了人生短暫使他感到的無可奈何的絕望。他在序言中寫道：自古迄今，“幾萬萬年月皆如水逝、雲卷、風馳、電掣，無不盡去，而至於今年今月而暫有我。此暫有之我，又未嚐不水逝、雲卷、風馳、電掣而疾去也。”我也曾想有作為，但這所作所為同樣會水逝、雲卷、風馳、電掣而盡去，於是我不想有作為了，隻想消遣，批《西廂記》即是一消遣法。可是，“我誠無所欲為，則又何不疾作水逝、雲卷、風馳、電掣，頃刻盡去？”想到這裏，連消遣的心思也沒了，真是萬般無奈。
古往今來，詩哲們關於人生虛無的喟歎不絕於耳，無須在此多舉。悲觀主義的集大成當然要數佛教，歸結為一個“空”字。佛教的三項基本原則（三法印）無非是要我們由人生的短促（“諸行無常”），看破人生的空幻（“諸法無我”），從而自覺地放棄人生（“涅槃寂靜”）。
三
人要悲觀實在很容易，但要徹底悲觀卻也並不容易，隻要看看佛教徒中難得有人生前涅槃，便足可證明。但凡不是悲觀到馬上自殺，求生的本能自會找出種種理由來和悲觀抗衡。事實上，從隻有一個人生的前提，既可推論出人生了無價值，也可推論出人生彌足珍貴。物以稀為貴，我們在世上最覺稀少、最嫌不夠的東西便是這遲早要結束的生命。這唯一的一個人生是我們的全部所有，失去它我們便失去了一切，我們豈能不愛它，不執著於它呢？
誠然，和曆史、宇宙相比，一個人的生命似乎等於零。但是，雪萊說得好：“同人生相比，帝國興衰、王朝更迭何足掛齒！同人生相比，日月星辰的運轉與歸宿又算得了什麼！”麵對無邊無際的人生之愛，那把人生對照得極其渺小的無限時空，反倒退避三舍，不足為慮了。人生就是一個人的疆界，最要緊的是負起自己的責任，管好這個疆界，而不是越過它無謂地悲歎天地之悠悠。
古往今來，盡管人生虛無的悲論如縷不絕，可是勸人執著人生愛惜光陰的教誨更是諄諄在耳。兩相比較，執著當然比悲觀明智得多。悲觀主義是一條絕路，冥思苦想人生的虛無，想一輩子也還是那麼一回事，絕不會有柳暗花明的一天，反而窒息了生命的樂趣。不如把這個虛無放到括號裏，集中精力做好人生的正麵文章。既然隻有一個人生，世人心目中值得向往的東西，無論成功還是幸福，今生得不到，就永無得到的希望了，何不以緊迫的心情和執著的努力，把這一切追求到手再說？
四
可是，一味執著也和一味悲觀一樣，同智慧相去甚遠。悲觀的危險是對人生持厭棄的態度，執著的危險則是對人生持占有的態度。
所謂對人生持占有的態度，倒未必專指那種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行徑。弗羅姆在《占有或存在》一書中具體入微地剖析了占有的人生態度，它體現在學習、閱讀、交談、回憶、信仰、愛情等一切日常生活經驗中。據我的理解，凡是過於看重人生的成敗、榮辱、福禍、得失，視成功和幸福為人生第一要義和至高目標者，即可歸入此列。因為這樣做實質上就是把人生看成了一種占有物，必欲向之獲取最大效益而後快。
但人生是占有不了的。毋寧說，它是僥幸落到我們手上的一件暫時的禮物，我們遲早要把它交還。我們寧願懷著從容閑適的心情玩味它，而不要讓過分急切的追求和得失之患占有了我們，使我們不再有玩味的心情。在人生中還有比成功和幸福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淩駕於一切成敗福禍之上的豁達胸懷。在終極的意義上，人世間的成功和失敗，幸福和災難，都隻是過眼煙雲，彼此並無實質的區別。當我們這樣想時，我們和我們的身外遭遇保持了一個距離，反而和我們的真實人生貼得更緊了，這真實人生就是—種既包容又超越身外遭遇的豐富的人生閱曆和體驗。
我們不妨眷戀生命，執著人生，但同時也要像蒙田說的那樣，收拾好行裝，隨時準備和人生告別。入世再深，也不忘它的限度。這樣一種執著有悲觀墊底，就不會走向貪婪。有悲觀墊底的執著，實際上是一種超脫。
五
我相信一切深刻的靈魂都蘊藏著悲觀。換句話說，悲觀自有其深刻之處。死是多麼重大的人生事件，竟然不去想它，這隻能用怯懦或糊塗來解釋。用貝多芬的話說：“不知道死的人真是可憐蟲！”
當然，我們可以補充一句：“隻知道死的人也是可憐蟲！”真正深刻的靈魂決不會沉溺於悲觀。悲觀本源於愛，為了愛又竭力與悲觀抗爭，反倒有了超乎常人的創造，貝多芬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不過，深刻更在於，無論獲得多大成功，也消除不了內心蘊藏的悲觀，因而終能以超脫的眼光看待這成功。如果一種悲觀可以輕易被外在的成功打消，我敢斷定那不是悲觀，而隻是膚淺的煩惱。
超脫是悲觀和執著兩者激烈衝突的結果，又是兩者的和解。前麵提到金聖歎因批“西廂”而引發了一段人生悲歎，但他沒有止於此，否則我們今天就不會讀到他批的“西廂”了。他太愛“西廂”，非批不可，欲罷不能。所以，他接著筆鋒一轉，寫道：既然天地隻是偶然生我，那麼，“未生已前非我也。既去已後又非我也。然則今雖猶尚暫在，實非我也。”於是，“以非我者之日月，誤而任我之唐突可也；以非我者之才情，誤而供我之揮霍可也。”總之，我可以讓那個非我者去批“西廂”而供我作消遣了。他的這個思路，巧妙地顯示了悲觀和執著在超脫中達成的和解。我心中有悲觀，也有執著。我愈執著，就愈悲觀，愈悲觀，就愈無法執著，陷入了二律背反。我幹脆把自己分裂為二，看透那個執著的我是非我，任他去執著。執著沒有悲觀牽肘，便可放手執著。悲觀揚棄執著，也就成了超脫。不僅把財產、權力、名聲之類看作身外之物，而且把這個終有—死的“我”也看作身外之物，如此才有真正的超脫。
由於隻有一個人生，頹廢者因此把它看作零，墮入悲觀的深淵。執迷者又因此把它看作全，激起占有的熱望。兩者均未得智慧的真髓。智慧是在兩者之間，確切地說，是包容了兩者又超乎兩者之上。人生既是零，又是全，是零和全的統一。用全否定零，以反抗虛無，又用零否定全，以約束貪欲，智慧仿走著這螺旋形的路。不過，這隻是一種簡化的描述。事實上，在一個熱愛人生而又洞察人生的真相的人心中，悲觀、執著、超脫三種因素始終都存在著，沒有一種會完全消失，智慧就存在於它們此消彼長的動態平衡之中。我不相信世上有一勞永逸徹悟人生的“無上覺者”，如果有，他也業已涅槃成佛，不再屬於這個活人的世界了。
1990.10.
詩人的執著和超脫
一
除夕之夜，陪伴我的隻有蘇東坡的作品。
讀蘇東坡豪邁奔放的詩詞文章，你簡直想不到他有如此坎坷艱難的一生。
有一天飯後，蘇東坡捧著肚子踱步，問道：“我肚子裏藏些什麼？”
侍兒們分別說，滿腹都是文章，都是識見。唯獨他那個聰明美麗的侍妾朝雲說：
“學士一肚子不合時宜。”
蘇東坡捧腹大笑，連聲稱是。在蘇東坡的私生活中，最幸運的事就是有這麼一個既有魅力、又有理解力的女人。
以蘇東坡之才，治國經邦都會有獨特的建樹，他任杭州太守期間的政績就是明證。可是，他畢竟太富於詩人氣質了，禁不住有感便發，不平則鳴，結果總是得罪人。他的詩名冠絕一時，流芳百世，但他的五尺之軀卻見容不了當權派。無論政敵當道，還是同黨秉政，他都照例不受歡迎。自從身不由己地被推上政治舞台以後，他兩度遭到貶謫，從三十五歲開始顛沛流離，在一地居住從來不滿三年。你仿佛可以看見，在那交通不便的時代，他攜家帶眷，風塵仆仆，跋涉在中國的荒野古道上，無休無止地向新的謫居地進發。最後，孤身一人流放到海南島，他這個一天都離不了朋友的豪放詩人，卻被迫像野人一樣住在蛇蠍衍生的椰樹林裏，在語言不通的蠻族中了卻殘生。
二
具有詩人氣質的人，往往在智慧上和情感上都早熟，在政治上卻一輩子也成熟不了。他始終保持一顆純樸的童心。他用孩子般天真單純的眼光來感受世界和人生，不受習慣和成見之囿，於是常常有新鮮的體驗和獨到的發現。他用孩子般天真單純的眼光來衡量世俗的事務，卻又不免顯得不通世故，不合時宜。
蘇東坡曾把寫作喻作“行雲流水”，“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完全出於自然。這正是他的人格的寫照。個性的這種不可遏止的自然的奔瀉，在旁人看來，是一種執著。
真的，詩人的性格各異，可都是一些非常執著的人。他們的心靈好像固結在童稚時代那種色彩豐富的印象上了，但這種固結不是停滯和封閉，反而是發展和開放。在印象的更迭和跳躍這一點上，誰能比得上孩子呢？那麼，終身保持孩子般速率的人，他所獲得的新鮮印象不是就豐富得驚人了嗎？具有詩人氣質的人似乎在孩子時期一旦嚐到了這種快樂，就終身不能放棄了。他一生所執著的就是對世界、對人生的獨特的新鮮的感受——美感。對於他來說，這種美感是生命的基本需要。富比王公，沒有這種美感，生活就索然乏味。貧如乞兒，不斷有新鮮的美感，照樣可以過得快樂充實。
美感在本質上的確是一種孩子的感覺。孩子的感覺，其特點一是純樸而不雕琢，二是新鮮而不因襲。這兩個特點不正是美感的基本素質嗎？然而，除了孩子的感覺，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別的感覺。雕琢是感覺的偽造，因襲是感覺的麻痹，所以，美感的喪失就是感覺機能的喪失。
可是，這個世界畢竟是成人統治的世界啊，他們心滿意足，自以為是，像懲戒不聽話的孩子一樣懲戒童心不滅的詩人。不必說殘酷的政治，就是世俗的愛情，也常常無情地挫傷詩人的美感。多少詩人以身殉他們的美感，就這樣地毀滅了。一個執著於美感的人，必須有超脫之道，才能維持心理上的平衡。愈是執著，就必須愈是超脫。這就是詩與哲學的結合。凡是得以安享天年的詩人，哪一個不是兼有一種哲學式的人生態度呢？歌德，托爾斯泰，泰戈爾，蘇東坡……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都同時是哲學家。
三
美感作為感覺，是在對象化的過程中實現自己的。不能超脫的詩人，總是執著於某一些特殊的對象。他們的心靈固結在美感上，他們的美感又固結在這些特殊的對象上，一旦喪失這些對象，美感就失去寄托，心靈就遭受致命的打擊。他們不能成為美感的主人，反而讓美感受對象的役使。對於一個詩人來說，最大的禍害莫過於執著於某些特殊的對象了。這是審美上的異化。自由的心靈本來是美感的源泉，現在反而受自己的產物——對象化的美感即美的對象——的支配，從而喪失了自由，喪失了美感的原動力。
蘇東坡深知這種執著於個別對象的審美方式的危害。在他看來，美感無往而不可對象化。“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如果執著於一物，“遊於物之內”，自其內而觀之，物就顯得又高又大。物挾其高大以臨我，我怎麼能不眩惑迷亂呢？他說，他之所以能無往而不樂，就是因為“遊於物之外”。“遊於物之外”，就是不要把對象化局限於具體的某物，更不要把對象化的要求變成對某物的占有欲。結果，反而為美感的對象化打開了無限廣闊的天地。“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無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你再執著於美感，又有何妨？隻要你的美感不執著於一物，不異化為占有，就不愁得不到滿足。
詩人的執著，在於始終保持一種審美的人生態度。詩人的超脫，在於沒有狹隘的占有欲望。
所以，蘇東坡能夠“談笑生死之際”，盡管感覺敏銳，依然胸襟曠達。
蘇東坡在惠州謫居時，有一天，在山間行走，已經十分疲勞，而離家還很遠。他突然悟到：人本是大自然之子，在大自然的懷抱裏，何處不能歇息？於是“心若掛鉤之魚，忽得解脫”。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詩人的靈魂就像飛鴻，它不會眷戀自己留在泥上的指爪，它的唯一使命是飛，自由自在地飛翔在美的國度裏。
我相信，哲學是詩的守護神。隻有在哲學的廣闊天空裏，詩的精靈才能自由地、耐久地飛翔。
1983.12.
幸福的悖論
一
把幸福作為研究課題是一件冒險的事。“幸福”一詞的意義過於含混，幾乎所有人都把自己向往而不可得的境界稱作“幸福”，但不同的人所向往的境界又是多麼不同。哲學家們提出過種種幸福論，可以擔保的是，沒有一種能夠為多數人所接受。至於形形色色所謂幸福的“秘訣”，如果不是江湖騙方，也至多是一些老生常談罷了。
幸福是一種太不確定的東西。一般人把願望的實現視為幸福，可是，一旦願望實現了，就真感到幸福麼？薩特一生可謂功成願遂，常人最企望的兩件事，愛情的美滿和事業的成功，他幾乎都毫無瑕疵地得到了，但他在垂暮之年卻說：“生活給了我想要的東西，同時它又讓我認識到這沒多大意思。不過你有什麼辦法？”
所以，我對一切關於幸福的抽象議論都不屑一顧，而對一切許諾幸福的翔實方案則簡直要嗤之以鼻了。
最近讀莫洛亞的《人生五大問題》，最後一題也是“論幸福”。但在前四題中，他對與人生幸福密切相關的問題，包括愛情和婚姻，家庭，友誼，社會生活，作了生動剔透的論述，令人讀而不倦。幸福問題的討論曆來包括兩個方麵，一是社會方麵，關係到幸福的客觀條件，另一是心理方麵，關係到幸福的主觀體驗。作為一位優秀的傳記和小說作家，莫洛亞的精彩之處是在後一方麵。就社會方麵而言，他的見解大體是肯定傳統的，但由於他體察人類心理，所以並不失之武斷，給人留下了思索和選擇的餘地。
二
自古以來，無論在文學作品中，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愛情和婚姻始終被視為個人幸福之命脈所係。多少幸福或不幸的喟歎，都緣此而起。按照孔德的說法，女人是感情動物，愛情和婚姻對於女人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即使是行動動物的男人，在事業上獲得了輝煌的成功，倘若在愛情和婚姻上失敗了，他仍然會覺得自己非常不幸。
可是，就在這個人們最期望得到幸福的領域裏，卻很少有人敢於宣稱自己是真正幸福的。誠然，熱戀中的情人個個都覺得自己是幸福女神的寵兒，但並非人人都能得到熱戀的機遇，有許多人一輩子也沒有品嚐過個中滋味。況且熱戀未必導致美滿的婚姻，婚後的失望、爭吵、厭倦、平淡、麻木幾乎是常規，終身如戀人一樣繾綣的夫妻畢竟隻是幸運的例外。
從理論上說，每一個人在異性世界中都可能有一個最佳對象，一個所謂的“唯一者”、“獨一無二者”，或如吉卜林的詩所雲，“一千人中之一人”。但是，人生短促，人海茫茫，這樣兩個人相遇的幾率差不多等於零。如果把幸福寄托在這相遇上，幸福幾乎是不可能的。不過，事實上，愛情並不如此苛求，冥冥中也並不存在非此不可的命定姻緣。正如莫洛亞所說：“如果因了種種偶然（按：應為必然）之故，一個求愛者所認為獨一無二的對象從未出現，那麼，差不多近似的愛情也會在另一個對象身上感到。”期待中的“唯一者”，會化身為千百種形象向一個渴望愛情的人走來。也許愛情永遠是個謎，任何人無法說清自己所期待的“唯一者”究竟是什麼樣子的。隻有到了墮入情網，陶醉於愛情的極樂，一個人才會驚喜地向自己的情人喊道：“你就是我一直期待著的那個人，就是那個唯一者。”
究竟是不是呢？
也許是的。這並非說，他們之間有一種宿命，注定不可能愛上任何別人。不，如果他們不相遇，他們仍然可能在另一個人身上發現自己的“唯一者”。然而，強烈的感情經驗已經改變了他們的心理結構，從而改變了他們與其他可能的對象之間的關係。猶如經過一次化合反應，他們都已經不是原來的元素，因而不可能再與別的元素發生相似的反應了。在這個意義上，一個人一生隻能有一次震撼心靈的愛情，而且隻有少數人得此幸遇。
也許不是。因為“唯一者”本是癡情的造影，一旦癡情消退，就不再成其“唯一者”了。莫洛亞引哲學家桑塔耶那的話說：“愛情的十分之九是由愛人自己造成的，十分之一才靠那被愛的對象。”凡是經曆過熱戀的人都熟悉愛情的理想化力量，幻想本是愛情不可或缺的因素。太理智、太現實的愛情算不上愛情。最熱烈的愛情總是在兩個最富於幻想的人之間發生，不過，同樣真實的是，他們也最容易感到幻滅。如果說普通人是因為運氣不佳而不能找到意中人，那麼，藝術家則是因為期望過高而對愛情失望的。愛情中的理想主義往往導致拜倫式的感傷主義，又進而導致縱欲主義，唐璜有過一千零三個情人，但他仍然沒有找到他的“唯一者”，他注定找不到。
無幻想的愛情太平庸，基於幻想的愛情太脆弱，幸福的愛情究竟可能嗎？我知道有一種真實，它能不斷地激起幻想，有一種幻想，它能不斷地化為真實。我相信，幸福的愛情是一種能不斷地激起幻想、又不斷地被自身所激起的幻想改造的真實。
三
愛情是無形的，隻存在於戀愛者的心中，即使人們對於愛情的感受有千萬差別，但在愛情問題上很難作認真的爭論。婚姻就不同了，因為它是有形的社會製度，立廢取舍，人是有主動權的。隨著文明的進展，關於婚姻利弊的爭論愈演愈烈。有一派人認為婚姻違背人性，束縛自由，敗壞或扼殺愛情，本質上是不可能幸福的。莫洛亞引婚姻反對者的話說：“一對夫婦總依著兩人中較為庸碌的一人的水準而生活的。”此言可謂刻薄。但莫洛亞本人持讚成婚姻的立場，認為婚姻是使愛情的結合保持相對穩定的唯一方式。隻是他把藝術家算作了例外。
在擁護婚姻的一派人中，對於婚姻與愛情的關係又有不同看法。兩個截然不同的哲學家，尼采和羅素，都要求把愛情與婚姻區分開來，反對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而主張婚姻以優生和培育後代為基礎，同時保持婚外愛情的自由。法國哲學家阿蘭認為，婚姻的基礎應是逐漸取代愛情的友誼。莫洛亞修正說：“在真正幸福的婚姻中，友誼必得與愛情融和一起。”也許這是一個比較令人滿意的答案。愛情基於幻想和衝動，因而愛情的婚姻結局往往不幸。但是，無愛情的婚姻更加不幸。僅以友誼為基礎的夫婦關係誠然彬彬有禮，但未免失之冷靜。保持愛情的陶醉和熱烈，輔以友誼的寬容和尊重，從而除去愛情難免會有的嫉妒和挑剔，正是加固婚姻的愛情基礎的方法。不過，實行起來並不容易，其中誠如莫洛亞所說必須有誠意，但單憑誠意又不夠。愛情僅是感情的事，婚姻的幸福卻是感情、理智、意誌三方通力合作的結果，因而更難達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此話也可解為：千百種因素都可能導致婚姻的不幸，但沒有一種因素可以單獨造成幸福的婚姻。結婚不啻是把愛情放到瑣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去經受考驗，莫洛亞說得好，準備這樣做的人不可抱著買獎券僥幸中頭彩的念頭，而必須像藝術家創作一部作品那樣，具有一定要把這部艱難的作品寫成功的決心。
四
兩性的天性差異可以導致衝突，從而使共同生活變得困難，也可以達成和諧，從而造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