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評論的評論的對話
——代序
白燁 近來我讀了一些老評論家的理論批評文章，收益不少。我感到對於他們的評論實績的沽計，還應當再充分一些。比如像周揚、何其芳、馮雪峰、邵荃麟、侯金鏡，包括現在還常寫文章的陳荒煤、馮牧、陳湧等人。
他們寫於過去年代的理論批評文章，確實不乏一些閃光的思想，但在當時那樣一個左的思潮盛行的大環境下，他們想要說的話，不可能都說出來。比如何其芳同誌，他在五十年代幾次寫學習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文章，現在讀起來很有意思。他看到了照搬《講話》中某些過時的提法可能帶來的弊病，因此，對《講話》中的一些論述，盡可能從正確的一麵給予解釋，一種把理解和執行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弊病減少到最小程度的解釋。從中，人們不難看出這位老評論家的苦心。他對文藝批評標準所作的政治是第一不是唯一的解釋，對文藝與政治關係所作的文藝從屬於政治但不等於政治代替文藝的解釋，以及認為《講話》的基本精神既反對宗派主義，又反對教條主義，批 “右”又批左等，都是這樣的。他是在困難的情況下做了別人不願作也不敢作的事情的。馮牧同誌在評論《達吉和她的父親》時明確提出了“勞動人民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問題”，關於反麵人物，馮牧同誌也發表過很精辟的意見，他說我們寫敵都是“千人一麵的孱頭”，結果，使正麵人物和英雄人物顯得並不高明。所以，他講寫敵人也要寫出個性。我覺得在當時提出這個看法很了不起。還有邵荃麟同誌，在大連農村題材小說座談會上，針對當時文藝創作的浮誇風，提出不回避矛盾，向現實主義深化，這都是應當在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寫上一筆的理論壯舉。
王愚 當時侯金鏡評茹誌鵑，就是針對一些人不切實際的批評，指出：茹誌鵑有自己的個性，她當然還可以再提高，但不能不切合自己的實際去寫別的。
白燁 另外，周揚同誌在過去的一些報告和文章中，幾次都講文藝創作不要過於緊貼政策，不要為一時一地的政策服務。
朱寨 真實是藝術的生命，也是周揚同誌提出來的。
白燁 我感覺到，這些老的評論家在過去那種困難的境況下，不可能對一些文學問題自由地發表見解，但是他們還是利用他們的學識，他們的才能，他們的影響，為當時的文藝事業排除左的幹擾而健康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對他們的曆史作用應當充分肯定和評價。我們在前麵談到十七年文學創作的許多成就，這些成就的取得，應當說也有當時獻身於文學理論批評的理論家的一份功勞。他們在這中間起了相當重要的怍用。當代文壇上的許多作家，都是經他們的手扶持起來的，包括今天已成為創作和評論的中堅力量的一大批中年作家和中年評論家。當然，用今天發展了的眼光來看這些老評論家的評論，也會感到，他們的評論，路子比較單一，方法也不夠多樣，大體上都還是曆史比較的方法社會批評的方法。他們十分注意政治功利等文藝規律的關係問題的需要，而又怎樣按照自身規律去發展，他們想的比較多。這跟他們都是黨在文藝戰線各個方麵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有關，也跟那個特定的曆史時期有關。剛才咱們談到新時期的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我很同意大家的意見，因為時代變化了，進步了，我們的理論批評擺脫了左的桎梏、真正變成了文藝性的批評，這是確實的。再一個就是，在認識豐富的文學現象方麵，視點和方法也同樣豐富了，多樣了，有點向多元化的趨向發展。過去，基本上是一祌：曆史的、社會的批評方法。即使這樣的一個方法，在當時那樣的環境下也未得到充分發展，一些老評論家的才華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一些同誌講到，周揚同誌具有別林斯基那樣的才能，因而很不幸。這應當說不僅僅是他個人方麵的原因所造成的。這是他個人的不幸，也是我們文學的不幸，曆史的不幸。一句話，時代沒有給他提供使他取得別林斯基的成就的必要條件和可能。對周揚同誌在新的曆史時期裏的功績，應當充分肯定，充分估價。他在開展理論批評、指導文藝創作、組織文藝隊伍等許多方麵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實際上起了新時期文學的主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