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文學熱點觀察
文學的作用
——集美《新海灣》顧問寄語
古來聖賢均在強調文學對於社會人心的作用，此事實有其理。但若涉及文事興邦或文章喪國雲雲，此論卻大可懷疑。這些言說，其實都是過高地估計了文學的現實可能性。興亡盛衰事大，遠非文學所能定。文章救國，說說可以，真要實行，可就難了。然則，文學真的無用？文學當然有它的作用。但這種作用是無形的，更不會是直接的和立竿見影的。近代以來的中國，由於國運衰危，仁人誌士一時救國乏術，急切裏想到了文學，並把文學對於強國新民的作用作了極大的強調，認為“欲新一國之民，必新小說”。可是，文學曾經改變了國運沒有？答案是：未必。最終人們知道，還是靠政治，靠政治指導下的軍事行動和經濟建設，改變了中國的積弱狀態。
然而，難道文學隻能是茶餘飯後的消遺，或者隻能是文人雅士手中的玩物？當然不是。魯迅在講小品文的危機時，就反對過“小擺設”。文學不能隻當“擺設”，特別是“小擺設”。文學有它的地位和它的獨特的作用，這是由文學的特性決定的。形象性的描寫和虛構性的實現，乃是文學的摣長。文學通過想象提供理想，人們在這種提供中得到滿足。文學使人認識或忘記無邊的苦難，並鼓舞人去戰勝它。文學的“用”，在用予人的精神，最終作用於世道人心。文學可以是藥，但並不包治百病，特別不會藥到病除。要是用一個比喻，文學可能更像是社會人心的潤滑劑或營養劑，它緩慢地、無聲地滋潤著、並最後地影響著。
文學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文學把一個民族的精神傳統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來。文學是一個民族永遠的驕傲。李白的月亮永恒地懸掛在古長安的上空，時代滄桑，淸澈如初。普希金的詩篇使全世界的人感到了俄羅斯語言的優美。所有的生命都會感激貝多芬的旋律，感激它給予的戰勝艱難命運的無形的激勵。屈原的天問，表達了中華亙古長青的智慧。真的是：“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文學的魅力是永遠的。而那些權勢、財富、富貴和榮華，都是過眼煙雲。從這點看，文學是讓人敬畏的。
當今盛行遊戲精神，從遊戲人生到遊戲一切，當然也遊戲文學。每個人都有遊戲的自由，這是他人無法阻攔的。但是，當人們不再創造，不再為當今的和未來的人們提供新的精神滋養，偉大而豐富的文學傳統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手中，遊戲殆盡，而且不再得到補充和接續，將是怎樣的後果？這不是故作危言，請熱衷於遊戲文學者三思。
2004年2月5日，甲申正月十五，於北京昌平北七家村
北京大學的批評家周末，自1989年創立以來，迄今已逾十載。前後有十幾屆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博士生、博士後和碩士生、在京的中青年學者和批評家、以及來自國內外的訪問學者和高級進修生，在燕園度過了一個又一個話題廣泛、言說輕鬆而又熱烈的學術周末。正是在這樣的氣氛中，我們充實而又愉快地度過了炎熱的或是寒冷的、晴朗的或是下雪的周末的午後直至華燈初上的時刻一這時，應當是人們和家人或是和自己親密的朋友聚會的最美好的時刻~II：起來，已是十多個寒暑過去了。
批評家周末這一形式的設計和提出，其初衷是為了適應中國當代文學這一學科的教等和培養學生的需要。當代文學的研究不能脫離文學的現時性發展。作為當代文學的研究者，一方麵，他們必須廣泛掌握極為豐富的已有的文學史料，同時，也許是更為重要的一點，他們還必須在文學創作和文學思潮的發生期和初始階段，就緊緊地把握它，對之作及時的、跟蹤式的觀察和綜合。因為這一切都是最初出現的和未經檢驗的、當然也談不上定論和結論，麵對這樣的情況，集體性的對話和交流就顯得格外地重要。我作為這一學科的指導老師，感到有更多的理由聽取我的學生們的見解。這就是建立“批評家周末”的最初的動機。同時，需要指出的是，批評家周末還是在一個特殊的時期建立的。本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社會有一次巨大的震蕩。這種震蕩不僅是政治層麵的，也涉及思想文化的各個領域。如同以往曆次的政治波動那樣，文學在這次震蕩中成為首當其衝的襲擊的目標。那些我們曾經天真地認為已經成為過去的思維和方式，居然不加掩飾地、甚至是變本加厲地重新出現在我們麵前。要是刪除那些枝枝蔓蔓的糾纏，對八十年代結束之際的文學回流現象的進行簡單的概括，我以為就是破壞性思維的卷土重來。通俗一些講，也就是數十年來盛行不衰的“大批判”思維在特定的曆史語境中的死灰複燃。
這種現實再一次提醒我們瞀惕中國的積重。也深切地喚起了我們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生存和發展的艱難曆程的記憶。五四新文學在它發軔期，在最初的那段時日裏，文學界彌漫著一種民主性的自由空氣，各種學說和創作思想能夠在相對寬鬆的環境裏發表和爭論。盡管那時關注的焦點，集中於對文學進行革故圖新的“革命”上，也有著不能兼容的、非此即彼的激烈主張，但大體上都是通過自由爭論的方式達到思想交鋒的目的。即使持論最激烈的人物如陳獨秀，在他表述激烈的主張時，大體上也能把落腳點放置在新文學的建設上。例如他在《文學革命論》中提出了要“推倒”造成文學發展的障礙的“責族文學”、“古典文學”和“山林文學”的主張，但人們不難發現他的立意的真諦，依然坐實於他所倡導的“國民文學”、“寫實文學”和“社會文學”的建設的目標。
中國新文學在它發展的初期，就受到世界進步文學思想的影響。由於中國特殊國情的驅使，這些影響很快就形成為文學的主流。在複雜的社會的和政冶的大背景下，諸多主觀的和客觀的原因促使這種文學主潮迅速地神聖化和權威化。特殊的地位使這種文學主潮在長時間的發展中形成了相當固化的排他性。主流的文學思潮借助強大的行政的或比行政還要權威的力量，通常采用“正確”對“錯誤”的批判和開展兩條路線鬥爭的方式，進行文學和文學家的改造，並以一方戰勝另一方為預期的目的。文藝的正常秩序就這樣在異常的滑行中產生了變異。文學的理論和批評不再被運用於文學的建設，而是以習以為常的粗暴的、甚至是極端的方式損害文學的正常發展。
這是中國文學的夢。人們原以為隨著那場為之付出沉重代價的大動亂的結束，我們亦將告別噩夢。而事實無情，我們顯然低估了中國的惰性。諸多時隱時現、斷斷續續的事實給人以警示；建設性的思維是多麼可貴，而且堅持它、在它遭到破壞時恢複它，需要付出多大的耐心、勇氣和毅力！八十年代即將結束的時候，麵對著一個巨大的沉默，批評家周末希望自己的聲音能給那灰暗的底色一點明亮。當然，它還隱含笤一個奢望，那就是通過一種堅韌的和持久的努力，喚起人們文學建設的熱情。
這一想法一直延續到本世紀的最後一年，批評家周末也一直堅持到本世紀的最後一年。1999年9月到2000年7月，批評家周末在完成了關於中國百年文學回望的專題以後，相期再以一年的時間，進行文學建設論的新的專題討論。這個專題列舉本世紀文學發展中的若幹重大命題，從當前的文學事實出發，在20世紀的大背景下，結合中國文學的艱難曆程，探討和總結它的正麵的和負麵的經驗，而以中國文學的建設性的、健康發展為預期的目的。我們想以這種持恒的（也許是收效甚微的）努力，重新呼喚正受到輕忽的建設性的文學思維，並以此告別那些令人厭惡的破壞性的文學思維。
我們的工作是認真的，觸有數十人參加了文學的討論。當然我們也自知，我們的工作是初步的，原先我們期望於自己的，我們未曾達到。但畢竟，我們是行動了，是思考了。我們希望我們的工作能夠表明：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些日子裏，有一批對中國文學懷有真誠期待的人，他們借助於一些並不艦的思考，表達了他們般中國文學的真誠的祈願。
2000年12月1日於北京大學中文係
中國現代文學自五四發軔至今，其間產生了許多變化。這些變化有文學自身的原因，更有社會的原因。從根底上探討，是產生這一文學形態的社會環境，促使著文學做適應環境的這樣或那樣的抉擇。文學的變化躭這樣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這種變化從表麵上看，是文學中的人做的，但他們的背後，卻站立著一個巨大的隱身的提線人——這就是獨特而多變的中國社會。
我在許多場合都講過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基本表現形態，以及這種形態在曆史發展過程中的轉變。對這種轉變的簡約的表述就是：文學革命一革命文學一工農兵文學這樣一個線性的發展軌跡。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再從革命文學到工農兵文學，這些文學形態各具特質，但又有內在的關聯。這個文學運動的規律以及對這一規律的命名，現在已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所認同，除了具體評價的差異外，大體上已經沒有大的爭論了。但是，對這種變化的形成及其過程的研究以及理論性的總結，則遠遠落後於已發生的事實。
五四新文學革命的性質，在它誕生之後不久，就發生了頗大的歧變。究其根由，則是文學思潮受到了社會思潮的影響和鼓勵。這既與中國文學具體的生存狀態有關，也與當日世界總的潮流有關。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工人運動的興起以及左翼理論的廣泛傳，極大地鼓舞了一直被內外危機所籠罩的中國社會。敏感的中國知識分子和文學家，成為接受並積極推進這一思潮的先行者。於是開始了改變五四新文學運動曆史的實踐。
中國文學對於激進思潮的認同，當然與近代以來改變中國之命運的總體追求有密切的關係。這就是說，不論上述那種改變導致了什麼樣的後果，對於中國人來說，它總是可以理解的——它總與改革舊文學的與世隔絕狀態，總與增進中國文學在建設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最後以改進國民素質的初衷有關。通過文學達到新民強國的功利性，使中國文學幾乎是先天性地敏感、親近並樂於接受那些新進思潮。
社會與文學的因素產生了一種合力，它推動著中國文學的革命化進程。這是一種必然。甚至可以說，自新文學孕育的初期開始，就已埋下了日後這種演進的基因。這是一種長時間的、漸進的、同時也是緩慢的運動形態，它可以上溯到文學研究會的為人生的文學理念、轉型後的創造社的革命文學倡導、左聯和左翼文化運動、文學大眾化的實踐、以及工農兵方向的提出等。中國新文學就這樣一步步走向了後來我們看到的那種為中國所特有的、穩定的、也是相當固化的、高度“統一”的文學形態。
對中國現代文學所產生的這種變異，在文革前的敘述中，幾乎無例外的持肯定的評價，而在文革後的敘述中，則幾乎義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判斷。而普遍缺乏的是，把中國文學的這種衍變放置於具體的社會背景之中、並予以與近代以來的文學追求相聯係的辨析。上述那種研究的通病是，受當時流行的觀念影響過深，易於從單純的政治層麵作絕對的肯定或絕對的否定的判斷，而往往忽略對文學現象作具體切實的分析。
在諸多的忽略中，最大的忽略則是不重視、甚而輕視對五十年代文學的研究。學術界對中國文學這一特定階段的研究往往失之籠統。開始是無例外的對新方向、新人物、新故事大事頌揚。後來則經曆了連續兩次重大的否定：一次是文革中對五十年代文學一律溢之為“黑線”一它們嫌這一階段文學不“革命”：再一次是文革後對它的批判，又認為五十年代文學太“革命”了，它們與封閉、僵硬、教條幾乎是同義詞。一次絕對的肯定，兩次絕對的否定，曆史似乎有了定論，但是不然。這一切是以非觸及事實的、推想式的概括為基礎的，因而是缺乏說服力的。
五十年代的文學現像是一種曆史發展的結果。它直接繼承了四十年代初期工農兵文學的全部理念，並且在理論上有更為完備和係統化的表述。用工農兵喜見樂聞的形式來表現新的時代和新的人物丨在當時已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它業已形成一個確定的目標，以及到達這一目標所需要的策略和手段。而所有的問題似乎隻在於把這理論付諸實踐。五十年代在文學創作的實踐方麵，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時段。強大的行政力簫有可能通過社會性的“運動”或“準運動”的方式推進它的文學理想。這種推進業已取得成效，有時表現為正麵的，更多的時候則表現為負麵的。
與此同時，五十年代文學還是文革文學的準備，而這一切，又是在為以後的新時期文學作更大、更長遠的準備。從這些意義上來看，無論是從正方還是從反方，我們都不應忽視對於五十年代文學的研究。
2000年7月30日於北京大學中文係
誤解的“空白”
巴金先生倡導的“文革”博物館迄今沒有建立起來。但中國人不會因而抹去心靈中的那一片沉重的黑雲。中國沉重的精神空間因有了那個長達十年的籐驚世界的瘋狂而益顯豐富。這個民族的堅忍聞名於世，但它決不會輕易忘卻數千年文明史上的“極端”記憶。
政治和文化的題目太大了，這自有專門的人去思考。我們關注的隻是文學這個寂寞的角落。通常聽到的對那一段文學事實的描寫，幾乎是公認的空白論。有的文學研究者也就真的把一片大大的空白留給了那段曆史。
這氣然是誤解。首先是那個時期並非是真的文學寂滅。人們通常說的沒有文學，指的是沒有我們認可的那種常態的文學。而失態的和非常態的文學卻一直公開的或隱秘地存在著。這指的是包括公開、民間和地下的三種狀態的文學而言。前者指公開的出版物所表明的一切，其餘二者則指疏離輿論控製的接近自在狀態的文學實踐。現在已有人在從事這方麵資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如《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便是一本紀實的書。
所謂文學的空白指的若是價值的否定，這一認知的歧誤則比前者還要深。一個社會的存在總有與這一存在相應的文學表現。對於要求服務政治的此時此地的文學，這種文學對於社會政治的表現並非無心而更近於有意。對文革時期社會動亂和社會異化的最好說^是那個時代公開發表的文學。而流傳於民間的文藝方式則是民眾真實心態的自然傳達，這裏有曲折的抗議，有辛辣的諷刺，也有並不勇敢的受壓抑的情感的流露。從上述這些意義看，這一時期文學具有很高的社會認識價值毋庸置疑。它以那個時代的特殊語言和特殊形式，為我們保留了有趣的和虛張聲勢的（煽情、濫情、矯情的）文學說明和原始索材的累積。
這是一種很難重複的文學時代，即使它極端的悖謬和荒唐。從文學角度來看，它們展現的價值也非同尋常，客觀上它對於醜的表現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和強度，即使瘋狂和虛假，也是前所未有的登峰造極、千篇一律、無以複加的“最、最、最”的思維方式，極端政治化的詞彙和形容；模式化的人物造型；矛盾衝突以及表演上的公式主義；對人類普通感情的回避、歪曲乃至仇視；對人間正常情感情緒聯係的“革命化”處理；審美提倡卜的不加傳製的宣泄，和一無例外的“熱烈”、“激昂”、“樂觀”、“雄心壯誌”，一切一切的裝腔作勢，對於我們這些文學研究者都是千載難遇的文學奇觀。
一部完整的當代文學史不能沒有對這段“空白”的描寫和充填。它極可能由於留下了這一真正的空白而變成真正的殘缺。隻有包括和保全了對這段文學異化的資料和描寫，我們的文學史和文學研究才是真實的和完整的。目前最可擔憂的是對這一曆史的疏忽和漠視。而且隨著歲月的推移，這一切對於後來者可能變得陌生甚至無知。要是如此，那真是我們達一代人對曆史的失責。因為這是一段不可忘卻的曆史。對於文學而言，情況就更是如此。“文革”的發動者和推行者也是這一文學形態的直接的設計者，通過文學去了解社會是妥帖而可靠的途徑。
有人把這一段文學的出現歸結為幾個人的文學提倡，或歸結為“樣板”文藝的推廣。其實不然。它是中國現代極左思潮長期發展到極端的自然而然的結果。當然，六十年代中葉的政治形勢加速和催促了它的實現。同時，這段空白從一定意義上看，卻是後來新時期文學的“母體”。是那種極端化造出了新時期文學勃發的生機。
中圖文學的遷徙和運行有時看來是異常的和失控的，它的極端表現往往讓人大出意外，甚至造成舉世震驚的效果。然而它卻是中國地地道道的特產。研究中國文學要是摒棄了這種極端的變異，那就等於忽視了中國文學最重要的事實。
我們應在力所能及的文學研究領域實現對“文革”這一“空白”的填補。由於對這段“空白”的誤解，我們的文學批評、研究和文學史寫作領域，大體上依然保留了一個被誤解的空白。我們現在認識到：不論是”樣板戲”、“金棍子”姚文元或“初瀾”或“粱效”的“大批判”，還是紅衛兵文學，或是知青的地下文學，都是一座未曾發掘的地下文學庫藏。我們不僅可以從中得到關於社會、政治形態的生動的文學說明，以及在那個異常年代普通人受壓抑的心靈世界的了解，還可以得到無與倫比的審美變態的全部豐富性的啟示。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似乎隻是一步的跨越，但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卻是無可比擬的巨大。中國新文學革命由於革命文學的出現而改變了曆史的行程。這種改變，質而言之就是文學的價值由當初的不定的多元的判斷，轉而為如今確定的基本是一元的判斷。階級觀念的引人，把文學的意義定位在為受壓迫的群體服務的基點上。與此相諧的是進步的、革命的文學，與此相恃的是落後的、甚至是反動的文學。
中國社會在曆史的行進中複雜而多變。革命文學的含義，也在這種行進中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著它的名稱，而其實質則是相對穩定的。大體說來，革命文學之後是左翼文學，稍後的兩個口號的論爭，也多半是在此範圍內進行。之後是著名的工農兵文學，它使革命文學以更為確定的方式在中國文學中大麵積地推進。在革命文學的諸形態中，工農兵文學的實踐最有力，時間跨度最長，影響最深廣。與此相關，它的負麵效應也最大，主要是，、這種文學形態把原先適應於特殊環境和特殊年代的局部的、策略性的措施作了戰略性的、全方位的推廣。
文學的職能在於把紛繁的大千世界給予形象化的、想象性的改造，因而它的本質是豐富的雜呈。而革命文學旨在以階級的劃分倡導一種“純粹”的文學形態，其結果是把文學的性質簡單化了。更為不幸的是，文學的倡導者一旦擁有權力，當它以強製的方式推進這種文學規範一其目標在於消弭文學的多樣性使之歸於“革命”的單一性時，文學的災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2000年5月1日於北京大學中文係
文學與道德
把文學和道德放在一起談論，是中國自古而今的傳統。遠的不說，單以五四時期為例，那時在提出建設新文學的同時，也提出了建設新道德的目標，即所謂“建設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和“建設新道德、反對舊道德”。這種將二者加以平衡的排列，非常清楚地向人們指明：文學的理想是和社會的理想相連接、並可由此通達良性互動之目的的。後來，這種對於二者的並列式的規約，就成了以五四為起點的新時代的建設性的總體追求的一種象征。當然，當日在提出這樣的命題時，也存在著粗疏和片麵的缺陷。例如，建設新文學是否一定要對舊文學采取對立、排斥乃至完全否定的態度；新道德的建立是在什麼樣的基礎之上和前提之下；以及舊道德中哪些是應該反對的、又有哪些是應該辨析而加以擇取的，等等。這都是當日的倡導者所未曾深入探究的。
曆來學者都重視關於文學與道德關係問題的探討。作為同厲意識形態性質二者之間的緊密聯係和互為作用，是人文科學曆來關注的目標。應當說，不論是作為美學還是倫理學，或是作為文藝學的範疇，談論文學與道德的關係，對我們來說都不是一個陌生的話題。當然，這本由何西來、杜書瀛兩位先生主編的《新時期文學與道德》，對文學與道德二者關係的論述涉及很深，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這是毋庸諱言的。但要是這本凝聚了諸多學者心力與智蒽的著作，其寫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隻在於說明文學如何，道德如何，二者的關係又如何，盡管它談論這些上層建築門類的性質及特征銅艮精彩深刻，但依然未曾構成本書格外引人注目的原因。
這本著作最讓人看重的品質，在於它對社會實際問題的關懷和涉及，是它未曾忘卻文學在它的現階段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多方麵的新變、因題材和內涵的突破延伸到的倫理道德問題、並試圖解答這些問題。它體現人文學者的現實關懷、使命感和理論勇氣。當前我們麵對的，有太多自以為是的裝飾性理論，那裏充斥著深奧的詞語和概念，以及大量征引的夾生的譯文。這些理論的共同特點是：不對我們關心的問題發言，很少甚至也不準備通過理論的探討對現實提出的問題做出回答。它們是一些飄在空中的紙鳶。這些文藝理論和文學批評的共同特點，是對現實存在的實際問題的無動於衷和無能為力。
此刻我們評述的這本《新時期文學與道德》與上麵所述的現象全然不同。它以堅實的唯物辨證理論為基礎，而以新時期的政治經濟的巨大轉型給文學和道德帶來的新展示為依據和出發點，它係統而全麵地探討文學在這種曆史轉折中的道德承擔和曆史使命。它承認商品經濟的巨大衝擊帶來的意識嬗變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又對某些超常和失範的現象提出建設性的論析。這本著作的特點是，對新事物和新氣象充滿了理解的熱情，但又並不苟且地堅守人文科學學者自有和應有的立場和價值觀。
參與本書寫作的作者是一批既擁有深厚的理論素養而熟知中國文學特別是新時期文學現象的專家，他們對新時期文學的發展脈絡了如指掌，掌握了相當豐富的資料，對此一時段文學涉及道德倫理以及人文理想問題的論述和判斷均能切及實質。書中所談，大麵積地涵蓋了新時期文學與道德相關的幾乎所有重大問題，如傷痕文學與傷痕道德、反思文學與倫理反思、人格扭曲與人性覺醒、社會轉型與婚姻愛情的變遷，以及新時期文學性描寫的倫理思考、消閑文學之道德關涉等，都留下了他們鄭重而深邃思考的軌跡。
他們談論中國新時期文學與道德的關係，征引了這一時期諸多代表性的作家與作品，張賢亮的《綠化樹》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馮驥才的《三寸金蓮》、賈平凹的《廢都》，王安憶的“三戀”這些具有典型意義的作品，以及為數相當多的涉及文學各種體裁的作家作品，包括詩、散文和報告文學等，本書均有相當深入的和相當切實的分析。因為本書的^^作者從事的專業是文藝理論，他們的研究就能以有別於一般文藝批評的理論專業性對新時期文學進行了特定範圍的深入探討，在許多論述中都給人以別開生麵之感。隨便舉個例子，關於盧新華的《傷痕》，作者評論小說中的人物曉華與“反革命”母親的“決裂”的違背人二倫常理的性質，其背謬之處在於“誤以大惡為大義，誤以親者為仇者，導致了正常#德人格的缺損”，評論指出，小說《傷痕》不僅揭示了文學的“傷痕”，而且也證實了道德的“傷痕”。這些都是非常深刻的論述。
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新時期文學與道德》，是一本針對當代文學創作實際提出的道德倫理問題進行深人的專題探討的專著。它的意義不僅在於它對文學涉及的專題進行了有效的探討，它還為當代理論工作提供了範例：理論不僅應當緊密地追蹤社會實踐，而應為實踐提出前嗆性的思考3理論的生命之所以常青，在於理論始終和實踐保持著聯係。
2001年3月18日於北京大學中文係
學問和思想
這一套書的作者，都是獲得博士學位的青年學者。他們中有的是我的學生，有的論起輩分，也箅是我的學生。這點，我是有點占便宜了。不是我好為人師，隻是因為我的身份是老師，而且我的歲數比他們大，所以他們隻能是學生。但他們都是我的朋友，而且，都是我的學業有成的年輕的同行。所以，能夠充當這套書的主編，在我不僅感到榮幸，而且很是親切。
文革動亂結束之後，我國的教育事業逐步走上正軌。七十年代末恢複髙考，八十年代初恢複學位製度。於是有了攝早的一批我國自己培養的碩士和博士。本叢書的作者，就是從那時開始在不同時段裏獲得博士學位的青年有誌之士。他們分別來自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這些都是中國最具權威性的高等學校和學術機構。這些作者在他們各自的研究領域中，如今都已是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專家了。我當然是很高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