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稱得上是詩人的詩人，大抵多是天地間多愁善感命途多舛的人。上天賦予他們錦心繡口，法眼豪情。而命運卻嫉妒這一切，讓他們顛沛流離，困頓不堪，備受情感的折磨，飽嚐人世的痛苦。詩人們的頑癡之情，偏執之意，理想上的失落感，心態上的不平衡，觸物而發，隨感而興，經過語言文字這種經驗符號的韻律化表述，這就是“詩”。詩是用來表現人生的，而人生的逆境實在多於順境，何況是誌趣甚高、自況甚大的詩人呢！我們要評說的這位澳門詩壇健將，早在20多年前，也就是22歲的時候，就用詩的語言總結了這一規律：“千古騷人一例愁。”他，可不是那種不知愁滋味的少年，“為賦新詞強說愁”。《天涯詩草》這個書名已經給了我們足夠的暗示，豐富的聯想。自古“天涯”多傷情。“天涯藐藐，地角悠悠”；“相去萬餘裏，各在天一涯”；“天涯涕淚一身遙”；“斷腸人在天涯”。盡管蘇軾是那樣曠達，自我寬解：“莫作天涯萬裏意”，但萬裏天涯畢竟意難平！理解《天涯詩草》的美感經驗、鑒賞《天涯詩草》的藝術風格及其成就，就應當從“天涯”二字入手吧。
翻開《詩草》，第一篇就是《紀別》。我們的詩人，一位流浪詩人，就要起航了。“一舟送我天涯去，從此年年泊海湄。”在那個“出門便得憑三票，過縣還須具證明”的年代裏，“流浪客”是會遇到麻煩的。他能不懷念故鄉嗎？“登高方覺天涯遠，一片鄉心寄客中。”更為難堪的是詩人有家歸未得。在《冬還五邑》這首詩的後麵，作者自注說：“此地與故鄉相隔僅廿公裏，咫尺天涯，因屬無證者，始終未敢一返。”詩中寫道：“直是近鄉情更怯，孤身霜月宿門樓。”“近鄉情更怯”是唐代詩人宋之問的名句。宋之問從瀧（shuāng）州（今廣東羅定）貶所逃歸洛陽，所以越近故鄉，越是膽怯。作者與宋之問的情況迥然不同，而遭遇卻更糟。對於一個洋溢著夢幻和憧憬的年輕詩人來說，最痛苦的恐怕還不是鄉愁別恨，而是“日月如梭過，青春似水流。風華徒獨茂，壯誌恨難酬！”跟許多古典詩家一樣，這種“壯誌”頗具“清狂”的特質。從詩人毫無保留的直陳中，我們可以得其仿佛。
大雅期予續，
唐音待我彈。
振衣下山去，
抖擻上征鞍。
（《西登太白山》）
吾亟思踵武前賢兮，
弘上古而拓當今！
吾將竭智而殫慮兮，
闡詩教以奉赤心！
（《塞外夜讀〈離騷〉……》）
少年銳利挺拔之氣，舍我其誰的豪邁精神，斐然成章，力透紙背。而在那樣的時間，那樣的地點，詩人又是那樣一種身份、地位，這樣的壯誌與無情的現實相撞擊，能不爆發出痛苦的火花，莫名的惆悵？莫要說詩能解愁，隻因為詩能醉人。詩人總是痛飲自己釀造的美酒，醉而醒，醒而醉。行為的奇特、孤獨，導致心理的寂寞、沉鬱，乃至躁動不寧。“登樓空有賦，肺腑向誰陳？”茫茫人海，知音者稀。懷古，就成了必然的走向。而懷古，並非徒摭故實，往往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胸中壘塊而已。“鬆江春汛早，心逐蜜蜂飛。鶴去華亭寂，人空憶陸機。”陸機的擬古詩，被鍾嶸譽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晉惠帝永興元年以讒言被誅，臨刑時長歎：“華亭鶴唳，豈可複聞乎？”“鶴去”、“人空”，詩人的心“飛”到了一千六七百年前，一個“寂”字透出了淡淡的愁情。“早荔枝頭漸作花，春來已覺暖些些。漫翻書卷何聊賴，靜坐無端憶白沙。”“無端”二字應作反筆看，道是“無端”實有端。在明代理學史上，白沙先生（陳獻章，廣東新會人）是一個開風氣的人物。白沙主張：“為學須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故觀書博，不如靜坐。”他在白沙裏築陽春台，靜坐其中，數年不出閾。這與我們的詩人正好形成強烈的反差。詩人對白沙的“靜坐”有何感想呢？“旅程洋嶽險，日日有風波。”是不是想靜下來，坐一坐，“養出個端倪來”？第一、二句寫春暖花開，為這種願望的萌生作了有力的鋪墊。然而，這是一種醉態，一旦醒悟，心裏的有端就變成了筆底的“無端”。《讀書吟五十四首》，有不少章是借古典以抒今情的。“腐刑安敢便輕生？發憤方能集大成”（《讀〈史記〉有感》）；“家貧勿謂無文化，自學終成一大師”（《讀高爾基〈母親〉有感》）；“鞋匠何曾有學銜，最平凡處不平凡”（《讀安徒生童話》）；“誰卜將來是大師？劇憐家境極寒時”（《讀狄更斯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