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湘南的崇山峻嶺間，蜿蜒曲折的永樂江靜靜地由南方流向北方。我的家鄉就在永樂江畔的安仁縣石門洲上。
離別家鄉34年了，多少往事，還是那麼令人思念不已。最難忘的是解放初期在故鄉工作的3年時光。3年，在曆史的長河中，隻不過彈指一揮間，而在我個人的生命史上，卻發生了許多對我一生命運有決定意義的事情。
1949年8月，我還不滿17周歲，我的故鄉安仁獲得了解放。縣裏的青年學生，有的參加了解放軍，有的參加了地方工作。我和堂兄何澎福、老同學張任湘，一起考取了衡陽革命幹部學校。這次報考，事先並未得到父母的允許。離家那一天，我和堂兄躲開了家裏人的眼睛，悄悄地走向了征途。一出家門，我就像從籠中飛出的小鳥，格外興奮。不料，正當我們歡歡喜喜向前趕路時，後麵出現了“追兵”，我的姐姐和一位堂嫂，在離家4裏多路的江邊追了上來，拚死拚活要拉我們回去。經過一番扭扯，我們跳上停在江邊的小船，竹篙一點，小船飛也似的離開了渡口。兩位“追兵”望著悠悠江水，望著兩個遠去的背影，也隻能無可奈何了。
1949年8月，衡陽尚未解放（10月9日衡陽解放），革命幹部學校暫時設在攸縣。這所學校是為衡陽地區培養地方幹部的，校長由專員謝竹峰兼任，任課教員有地委宣傳部長楊蕉圃等同誌，使用的教材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對於毛主席的著作我當時雖然不能深刻理解，但這些基本理論知識，對於我後來成長為一個共產黨員，無疑具有重要作用。大概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學習就結業了。分配工作時，跟我談話的是王群生同誌。他看我個頭不高，年齡又小，擔心我勝任不了農村工作，於是在分配表上寫道：“建議分配到銀行作練習生。”10月份，我和何澎福、張任湘被分回安仁，接待我們的是縣委秘書老孟同誌，他並沒有考慮王群生的建議，將我們三個人都分配到了一區。我很愉快地服從分配，因為我並不喜歡在銀行坐機關。現在想起來，如果我當時真的分到銀行工作，前途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了。
一區的機關就設在縣城。區委書記杜殿魁，區長李政棟，都是山西人。他們離鄉背井，隨大軍南下，來到新解放區開辟工作。老杜二十六歲，辦事沉著，脾氣很好，對待新幹部，總是循循善誘，耐心指點。李區長年紀大些，也不過三十多歲。他在戰爭中負過傷，為人心直口快，工作潑辣，批評起人來，不留情麵。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沒有半點官架子。縣委書記榮成和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精明果斷，原則性強。記得1951年在一個鄉裏搞土改試點時，農會的幾個人擅自把本區的一個幹部抓起來押在農會裏，這個幹部的父親是個地主，他本人雖未直接參加過剝削，但多少有點少爺架子，為有的農民所不滿。這件事使工作組的同誌很感棘手。一天，榮成和來鄉裏檢查工作，得知這個情況後，就要求工作組對農民進行說服教育，立即釋放這位幹部。不久，為了便於工作，又把這位幹部調到另外一個縣去了。
從1952年秋我離開安仁之後，就再也沒有見到榮成和、李政棟這些老同誌了，而他們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記憶猶新；他們對我的培養教育，更是終生難忘。
農村工作是很辛苦的。平常很少有人呆在縣城的機關裏，無論是區長還是書記（那時叫政委），大家都深入到第一線，搞秋征，搞減租反霸，搞土地改革。一年到頭，風風雨雨，難得有休息的時候。同誌們的精力、興趣，都集中在工作上。上下級的關係，同誌之間的關係，都很融洽和諧，互相間充滿信任和理解。生活上更是互相體貼、關心。有一年的春節前夕，全區幹部都集中到縣城整訓，我的左腳背由於擦槍時被滾熱的凡士林燙傷，行動不便，謝懋聰同誌從十幾裏外的縣城騎來了一匹高頭大馬，親手把我扶上馬背，他自己在前麵牽著，我們一同回到了區政府。解放初期，農村幹部實行供給製，我個子小，公家發的幹部服往往長過膝蓋，區委委員謝慶祥拿出自己僅有的幾尺青布，硬是拉著我到裁縫店做了一件合體的上衣。老謝同誌是河北內丘人，土改結束前被保送到長沙上了工農速成中學，後來的情況如何，我就不知道了。這幾年，還和我有點聯係的是杜殿魁、蕭玉蘭同誌。1984年秋，他們夫婦從山西探親返回湖南時，特意取道北京，來寒舍探訪。遺憾的是當時我正在牡丹江講學，竟然失去良機，未能聚首。他們給我留下了一封長信。信中生動地敘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的故鄉欣欣向榮的大好形勢。作為遠方的遊子，我堅信，永樂江的明天將會更美好！
（原載1987年9月12日《湖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