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當我將目光投向少年時代負笈就學的小城——吉安，我的內心湧起親切而溫暖的泉流。多年後，重返舊地，去拜謁文天祥墓，我被墓園森整的氣象所震懾。年少時忽略的東西，在此刻凸顯了它的莊嚴。墓地，是文天祥年輕時親自選好的。畏死之心，人皆有之，但既找到生命的歸依之地，人便可安心地過活。這也是國人“向死而生”的一種態度吧。傳統中國人，是今日中國人事必爭先恐後的老師。他們甚至早早就為垂髫小兒選定媳婦——沒有比這更著急的事了。我想，多半是生存的壓力帶來的——死亡，仿佛夏天的烏雲，隨時會光臨頭頂。文天祥其實也是“畏死”的，然而他又不怕死，所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能抵消他“畏死”之心的東西，又是什麼呢？
《禮記·王製》說：“高山大川異製，民生其間者異俗。”即不同的地域環境，會產生不同的習俗文化。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中，也論述了地理環境對文化形成的影響。這漸漸成為一種普遍接受的常識。吉安——過去也叫廬陵，地屬長江以南，這片贛中土地，盡享了造物主的各種優待：開闊的盆地，豐饒的河流，濕潤的氣候，充沛的雨量——是一方繁衍生息的樂土。南方的諸種特征，如細致、柔軟、嫵媚、精巧，繁複等等，按理來說，應成為吉安風物和文化的應有之義，然而，這裏的文化和民風卻曆來以“勁直澹樸”而著稱。直率、剛正、重名節尊義氣、輕屈服絀恥辱，是吉安人的性格和精神。因而，地處江南的吉安，其實是有些北方氣概的。
吉安是尊孔孟道學問之地，讀書人無不視道德文章為人生歸旨。無論是宋儒，還是陽明子——他們的思想，都在此得到最廣泛的傳揚，最深刻的播種。若要找一個最能反映傳統中國的形象，吉安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國古人的生活，統而言之，可說是“晴耕雨讀”，但吉安，卻升華為“文章節義”，顯然超拔出一個高度來。孔孟以來訴諸心性的道德信念，在吉安最廣泛的知識群體中得到強有力的回應。當我試圖在史料、文獻的邊緣，在廬陵的鄉野行走、曼歌和舞蹈——並由此進入曆史人物的心靈世界，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自然，廬陵文化，不單單是那些聲譽卓著的人物，也包含著自然山川、文化遺跡和民風民俗。
有人說，詩歌是麵對神祇和天空，散文則麵對人群和大地。此話大抵不錯。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也說：“詩歌隻能夠在生活的個別時刻和在精神的個別狀態之下萌生，散文則時時處處陪伴著人，在人的精神活動的所有表現形式中出現。散文與每個思想、每一感覺相維係。”因而，最適合走進曆史文化深處的文體，是散文。散文是一個生命的容器，裝載著人類精神生活最直接的語言汁液；散文的形式與我們生命中的感覺、情感和理智相伴隨。
蘇軾評價吉安人歐陽修的散文說：“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之人心，故天下人翕然師尊之。”當歐翁一掃五代文風和西昆體的頹靡，而為開一代文風的師尊，其舍我其誰的氣概和才氣縱橫的風姿，至今都讓人感佩和敬慕。
有幸作為歐陽修、文天祥等先賢的邑人，卻無意攀折他們的光輝。這些巨大的身影，在文學史中占據重要的位置，但其價值和意義卻並不完全在文學中。如同文學裏固然有世道人心，但世道人心也並不盡在文學裏。曆史的回聲，在今天的廣場轟鳴。而聽之者，感受不盡相同。當今時代，紅塵滾滾。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當今這個時代一樣，既光怪陸離又生氣勃勃。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化，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究竟是怎樣？恐怕隻能讓後人評說。
當我舉起廬陵往事的酒杯，一些滋味，早已上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