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1 / 3)

第十一章

文學家族

盆斯堡把思特曼杯作父親,全少在《加利榀尼亞越級幣場》一詩中是這樣的:“我們上哪兒去,華爾特·惠特曼?還有一個小時就要關門,你的胡子今夜指向何方?……啊親愛的父親,灰胡子,孤獨的勇氣教師……雖然惠特曼活著時不曾想象自己在下一個世紀會有個“嚎叫”的兒子。關於這一點,金斯堡知道得最清楚。詩歌幫助他締結了某種血緣關係。或者說,每個文學大師都能找到他潛在的親屬(就像失散了多年又重逢似的):那些影響過他的人,以及將受他影響的人。美國的曆史較短,惠特曼堪稱是這個國家的詩歌教父,幾乎每位詩人都曾經讀著他開天辟地的《草葉集》長大。金斯堡是最叛逆的一個了,但也未敢“弑父”,未敢否認惠特曼的滋養。

同樣,茨維塔耶娃則自稱是普希金的妹妹:“從普希金的決鬥開始,在我心中便萌發了一種姊妹之情。一種比女人對男人的愛情(包括崇拜)還要密切、還要執著的感情,一種由詩歌鎖鏈街接的親情。她把俄羅斯詩壇的這位太陽神視為自己的兄長,自己的“帶路人”——以他血染的那塊雪地作為起點,重新出走。當然,她希望能比普希金走得更遠,並且可以抵抗任何打擊之物——哦,憤怒的熱血,甚至會使射人體內的子彈頭熔化的!她潛意識裏渴望做詩人的保護神:“我把世界分成詩人的世界和眾人的世界,我選擇了詩人,選擇詩人加以保護:保護詩人,免受眾人的傷害,不管這些人穿什麼服裝叫什麼名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她多多少少有一點為遇害的普希金複仇的心理,為被汙染與被損壞的詩歌榮譽進行報複的願望。於是,這位失去了親人的孤獨的複仇女神筆下,流淌出太多的表達憎恨、抗議乃至痛苦的文字。甚至比普希金的男中音更為決絕與嘶裂。”茨維塔耶娃的早期詩作中就已經有一種俄羅斯女性詩歌中至今不曾有過的剛烈、粗獷,而且即使在男性詩人當中也是罕見的。……這些詩盡是尖銳的棱角!茨維塔耶娃的性格是一顆堅硬的核桃——它的裏麵是咄咄逼人的好戰性,是挑逗的、膽大妄為的進攻性……如果試圖找到茨維塔耶娃詩歌的心態公式的話,那麼,這個公式與普希金的和諧恰恰相反,是用自然力打破和諧。這是跟她同時代的詩人葉甫圖申科所下的結論。

也隻有普希金,才配有這樣一位強大的妹妹,互補並且可以相互引以為驕傲的妹妹。

除此之外,茨維塔耶娃似乎不會崇拜第二個人。哪怕他是沙皇。

茨維塔耶娃童年時就居住在著名的普希金紀念像附近,她經常去看望那位終年屹立在莫斯科特維爾街林蔭花園裏的巨人。以至某一天,普希金的兒子來茨維塔耶娃家拜訪其父母,在這個無比驚喜的女孩眼中,他簡直是普希金——紀念像的兒子,而普希金——紀念像的兒子變成了普希金——紀念像本身,到家裏來做客的就是普希金——紀念像:“普希金的兒於,就是曾經是普希金的兒於的那個人,已經是紀念像了。他的榮譽和他的血統的雙重的紀念像。活生生的紀念像。”

但茨維塔耶娃對普希金的仰慕,同樣也是對那位死去的大詩人最好的紀念。普希金的兒子不寫詩,是個凡夫俗子,但他的詩歌精神並沒有失信——他畢竟還有個寫詩的“妹妹”。優秀的傳人。

茨維塔耶娃即使在普希金麵前,也力圖保持獨立的人格——像兩個同樣偉大的靈魂一樣平等地交往。這就是她把普希金認作兄長——而不是父親的原因。女詩人茨維塔耶娃,沒有戀父情結,因為她相信自己也是強者:“我可以握著普希金的手,但決不吻他的手。”葉甫圖甫科評析過茨維塔耶娃寫給普希金的一首詩:“她甚至在想像中會見自己在世界上最親愛的人——普希金時也不肯挽著他的手臂登山。‘自己登上去!’這位反叛的女性高傲地說道,然而她的內心幾乎是一個偶像崇拜者。順便說一句,我搞顛倒了,把這一情景簡單化了。茨維塔耶娃是如此高傲,她竟然確信:“普希金聽到她的第一句話便已經猜出了‘跟他同行的是個什麼人’,他甚至不敢貿然地去攙扶她登山。然而,在詩的結尾,茨維塔耶娃畢竟變高傲的柔情,允許自己同普希金一起攜手奔跑,隻不過那是下山。”許多人感到訝異,“茨維塔耶娃對普希金的態度是令人驚奇的:她熱愛他,又嫉妒他,又與他爭辯,猶如與一個活生生的人爭辯一樣。”

或許在茨維塔耶娃心目中,普希金確實還活著,並且與自己的生命相伴始終。是她詩歌的兄長,又是她精神上超越時空的情侶。

或許,這份高傲,正是茨維塔耶娃與普希金最相像的地方。

假如有天堂的話,茨維塔耶娃最渴望的便是跟普希金相遇並且會合吧?(其實她早已經在想像中實現了)那會是怎樣的情景?

茨維塔耶娃不僅對普希金之死充滿憐憫,她對整個詩人群體都懷有特殊的母性。譬如她在致帕斯捷爾納克的信中說:“我最心疼那想填飽肚子或者牙疼的詩人,這使人在人性方麵接近了。我是詩人們身邊的保姆,是他們的卑微處境的安撫者——絕對不是詩人!也不是詩神!是年輕的(有時代是悲慘的,但是依然是一個)保姆!”這是一個純粹的女人的態度。在她眼中,詩人們都是需要照顧的棄兒。

文學,也會有遺傳基因的——甚至可能比世俗的血親關係更為龐大與牢固,它是跨越時代與種族的。譬如中國當代的女作家陳染,曾經從梵高的繪畫裏讀出了可以無限繁殖的詩意:“我不愛長著這隻耳朵的怪人,我隻愛這隻純粹的追求死亡和燃燒的怪耳朵,我願做這一隻耳朵的永遠的遺孀。”梵高親手割下的耳朵是最性感的,一種玉碎的藝術,一種殘酷的美。

每一位作家或藝術家都曾經是偶像崇拜者。他們選擇的偶像,肯定是最符合自己的理想的。正是他們使偶像能永遠保持著活力——同樣,他們也從那些死去的大師們身上汲取了營養與力量。在成長中,他們也極有可能成為新的偶像。這就是文學家族複雜而博大的根係.餃就縣文學的家教——或家傳。沒有誰且孤兒。沒有誰可以脫離別人而塑造自己。為未來而寫作

大多數詩篇都是寫給當時的讀者的,如同特快專遞,有著明確的交接對象,而且似乎——·天都不願意多耽

誤。必須承認:它們無條件地忠實於現實。但最優秀的詩人注定是為未來而寫作的,能夠超越時效性而追求永

恒。其實這也正是詩人的理想——隻不過被許多人因為意誌薄弱而放棄了。早在占希臘的時代,預言家常常由

濤人來充當——或者說,詩人都普遍帶有預言家的特征。

凡是能夠想像出自己無法抵達的時代,並且對那些尚未誕生的讀者負責的——才是真正富有使命感的詩

人。惠特曼無疑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一位,更難得的是,他在自己置身的環境中也同樣受到擁戴。這是一件很

完美的事情。他把我前麵所說的兩類詩人的優勢都集於一身了。如果說十九世紀的惠特曼至今也未過時的話

(二十世紀美國嚎叫派的金斯堡也尊稱其為“親愛的父親”,“孤獨的勇氣教師”),那是因為他對於我們也同樣

地不感到陌生,我們早已是他預言中的人物,是他假設的寫作對象:“如今生機旺盛,誰都看得見,我,四十

歲了,在合眾國第八十三年,向百年以後或若幹年以後的一個人,向尚未出生的你,留下這些去把你訪問。當

你讀到這些時,原來看得見的我已經消逝,那時將是結實而可見的你在理解我的詩,在把我尋覓,想像著你會

多麼高興,假如我跟你在一起,成為你的同誌,就算那時我跟你在一起吧。(但不能太肯定,要不此刻我已跟

你在一起。)”幸運的是,我正讀著他的遺囑(已被無數人讀過無數遍了),這篇題為《如今生機旺盛》的詩體

的“遺囑”,在我翻閱之後仍將繼續流傳下去。他像他所預約的那樣訪問過我了,還將訪問更多的人。我再不

敢懷疑他旺盛的生機了——隻可能對他一百多年前的死亡將信將疑。在-《大路之歌》中他不是說過嘛:“走呀!

向著那無始無終的地方走去……”

博爾赫斯讀到這首《如今生機旺盛》時也同樣地激動:“自從賀拉斯以柏拉圖式的或者畢達哥拉斯式的形

象,預示了其神聖的變形之後,詩人的不朽就是文學中的古典主題。誰不時地使用它,誰就把它當作了自吹自

擂的工具(‘不是大理石像,不是鍍金的紀念碑’),如果不是誘惑,不是怨恨的話。惠特曼從他的使用中引出

了與每一個未來的讀者的個人關係……”作為惠特曼的收信人之一,他還強凋道,”他也是屬於未來,屬於由

這些宣告了它的預言所創造的我們未來的懷念的……”其實博爾赫斯自己又何嚐不是如此呢。他甚至還越過廠

普通讀者的理解範圍,而直接成為“為作家寫作的作家”——他尤其為未來的作家們提供了一批高貴的標本。

在他的那個時代,他幾乎過著落伍的生活(圖書館是他的終生棲身之所,曆任布宜諾斯艾利斯幾個公共圖書館

的職員和館長),但他的創作無疑是超前的,孤獨地完成了對純粹文學形式的再造。博爾赫斯並不畏懼寂寞,

在他的理解中,“詩人的光榮取決於世世代代的不知名的人在他們冷清的書房裏檢驗詩人作品時所發表的激動

或冷漠。文學引起的激情也許是永恒的……”

還有一個女詩人,也像惠特曼那樣預感到一百年後的讀者——雖然她不如惠特曼幸運,她活著時遭受的是

排斥與打擊。或許正因為此,她把全部希望都寄托給未來了。她於1919年寫了一首《致一百年以後的你》“經

曆了整整的一百年啊,我才最終迎來了你!”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她還重複過類似的話:“主要的是我深深地知

道,過一百年人們將會多麼地愛我(閱讀什麼!)”她相信百年之後,自己雖死猶生——而未來的讀者將無限遺

憾地追懷著她早巳佚失的音容笑貌和漂泊的身世。從這個意義上講,她是否也遺憾於自己生錯了時代,在·一個

並不屬於她的時代,踽踽獨行——而真正的知音,尚未到來?她是多麼盼望能早日和那些麵目模糊、身份不詳

的讀者會合啊。

想知道這個女詩人是誰嗎?她就是茨維塔耶娃。

“在俄羅斯我是一個沒有作品的詩人,在這裏我是一個沒有讀者的詩人。”茨維塔耶娃終生都為此感到悲

哀。她不僅得不到普通讀者的賞識,甚至周圍的一些同行也對她加以排擠——她充分地體會到什麼是詩壇上

“多餘的人”。譬如她任何時候都對馬雅可夫斯基保持著“同行的高度的忠誠”,多次寫詩讚美,而風頭正健的

馬雅可夫斯基卻在演講中對她的創作進行嘲諷。1928年馬雅可夫斯基訪問法國期間,茨維塔耶娃特意登門呈

上了自己的詩集《離別俄國之後》,可馬雅可夫斯基無論當時還是隔年再來巴黎時,都不曾將書帶走,以至該

書在法國女作家艾,特麗奧萊的家中保存多年。而高爾基對茨維塔耶娃更是“全盤否定”,覺得她的才華是扭曲

的、歇斯底裏的,語言功底也很差……用茨維塔耶娃自己的話來說,她在俄羅斯詩壇上的狀態,“像小鬼鑽進

廠聖殿,——那裏幻夢縈繞,香火長焚。”雖然很難獲得同時代人的認同,茨維塔耶娃並沒對未來也失去信心:“我的詩覆滿灰塵擺在書肆裏,從前和現在都不曾有人問津!我那像瓊漿玉液醉人的詩啊,總有一天會交上好運。”

茨維塔耶娃是1941年自殺的,她的《致一百年以後的你》,同樣可視為詩人寫給未來的遺囑。她希望終生的苦難,能在死後、在一個世紀之後,由終於喚起共鳴的詩歌來加以補償。她還是有點悲觀了。雖然從1922年至1961年的四十年間,她的祖國一直拒絕出版其作品,六十年代以後才逐漸“解凍”。但如今,一百年還沒到呢,茨維塔耶娃的價值卻已獲得了證明,被帕斯捷爾納克預言為必將立即充實並——舉震動俄羅斯詩壇的“姍姍來遲的禮物”——公開出版的茨維塔耶娃作品,已提前與她所想像的讀者會合。這一次是再也不能錯過了。

時代,總是與最有才華的詩人失之交臂,所以詩人們隻好憧憬未來。而能夠以絕對的力量撞擊著讀者心扉的,常常是一趟晚點的列車。哦,應該說那是一趟向永恒進發的列車!不是它晚點了,而是我們出現得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