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從扭秧歌到迪斯科
1986年6月，一封外地來信在北京城的東、南、西、北轉來轉去的才帶著滿頭滿臉的圖章啊、地址啊的找到了我。信封上寫著的、貼上的、蓋上的一個個地址，像訴苦似地向我陳述它的苦難的曆程，此信先是直奔東安門大街，不對。再投奔沙灘北街，錯了。那麼到西長安街碰碰運氣，撲空。最後是焦頭爛額地跌進南城。
大錯而特錯的地址。但是寫信的人對我講了那麼多心裏話，那麼多公司內部消息，雖然沒有考慮到此信我也完全可能收不到的。
從信來看，這個人自信有餘而沉穩不夠，隻講開拓而不留後他是安慶市開源實業公司的總經理蔡升泉。·應該說，他相貌端正，何況還配之以烏黑的、齊整的頭發和漂亮的、挺括的領帶。不過這一切都是我和他聊了一會兒之後，用理性的分析才觀察到的。而一開始，乍一見他，我隻看到他那眼睛老也睜不開，老在困難地睜開，而睜開的眼睛裏是布得滿滿的血絲。他或是閉一下眼睛再睜，或是半眯半睜，或是拎一下眉毛_一眉毛就可以協助拎起眼皮。
我在安慶和他談話的同時，便老是為他—分鍾能不能睜開眼睛而擔心。有時幾乎覺得他的眼睛睡著了而他的嘴還在說。
蔡升泉也許和缺覺有緣。他青年時代大煉鋼鐵經常日夜不睡。於是大學中文係學生蔡升泉不慎得了外傷型胸膜炎，繼而在一個下半夜被軋掉了三個手指頭。不過現在他對改革的熱誠可能要為之付出更大的代價。他搞改革以來總有二百多個夜晚通宵不眠了，他睜開眼睛的難度越來越大了。實在是改革的難度太大了。
三中全會以後，市裏任命他當電大的校長。可是電大在哪裏呢？市裏沒給他一寸地皮，隻給他五千元經費。這麼一筆錢，隻夠發幾個人的工資！
百廢俱興的時候，自然不可能都籌足了錢再興。用蔡升泉當校長，就發揮他之所長。
要錢不如搞錢。電大的相當一部分學生是知識青年。與其看著他們待業，不如創造機會讓他們就業。找幾個知識青年開一個小店？
蔡升泉和一個單位協商，把他們的圍牆拆掉一點，搭一個二十平方米的棚子。當然他得動用那五千元裏的一部分錢。當然他不能都用那五千元錢，主要還得靠他向私人這兒那兒的借上一筆錢。
先從郊區、縣城運一些大蒜、梨子來賣。
蔡升泉是個老安慶了。長年從事教育工作，作過不少報告。熟悉的、麵熟的、半熟半不熟的、人家熟悉他他不認識人家的，眼看他搭棚、蓋房、賣蒜、賣梨的，少不了想到“不務正業”這個詞彙，更覺得眼前這個蔡升泉就是這個詞彙的形象的注釋。
是不是有點自賤？蔡升泉想。
這個問題最好大家都來想一想。
極左路線是以限製、打擊商品經濟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商品經濟是“資本主義那一套”。“複辟資本主義”是最具打擊性的罪名。沾上“商”字的就名聲不好。明明隻可能複辟封建主義，就是要年年講、月月講防止資本主義的複辟。凡人俗人身上怕是皆有這種恐商症的遺傳因子，自然要為蔡升泉賣蒜而大惑，而悲歎，而側目，而憤然。
但是，蔡升泉看著鈿青沒工作能不悲歎嗎？看著辦電大沒錢能不悲歎嗎？他蔡升泉是研究了三中全會的精神後才解放了思想的。沒錯！誰要不願意大家富起來，誰要願意過三中全會以前的窮日子，可以。可以專門撥出一個地區來供他們生活。那地區當然不能搞商品經濟，當然離不開配給製一每人每月一斤肉，每人一個副食本。這副食本要是丟了，雞蛋、白糖什麼的可就全買不上了。
蔡升泉笑了。
真的，如果哪天早上毛主席醒過來了，說：怎麼回事？發生了什麼？我們可以喜滋滋地說：您放心，我們在發展馬克思主義。
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上進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最高興的大概正是馬克思自己。馬克思說“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馬恩選集》一卷第四十頁）馬克思的哲學是發展的哲學。人類曆史歸根到底就是兩個字：發展。
蔡升泉的商店以80年代中國特有的速度發展。安慶的市場有限。而商品是本能地要到市場上進行交換，本能地要充分實現自己的價值的。蔡升泉的事業也本能地向外擴張。現在他在省內外的企業有二十五個——西裝廠、瓜子廠、家具廠、汽車修配廠……深圳、廣州、上海、哈爾濱……
至於電大，已經有四屆畢業生了。
當然，每走一步若是全要按部就班地蓋全公章，那就不會有今天的開源有限總公司了。蔡升泉希求的是多渠道，少環節。蔡升泉麵對的是多層次，少通道。不過，新中國是在扭秧歌中誕生的，也會在扭秧歌中前進的。進兩步，退一步。進兩步，退一步。終究在進。
不過現在熱門的是迪斯科。亂則亂矣，快也快多了。
賓館的“常見病”和“多發病”
淩晨四點我上賓館的衛生間洗手。怎麼沒水了？兩邊的龍頭都沒水。當然旅客們一般在這個時候不會去洗手。但旅客也完全有可能、而且有權利在任何一個鍾點去洗手。
這是在太原市的迎澤賓館。我常常為水的問題傷腦筋。譬如開水總要到八點才有。而我是一起床就要喝茶的。澡盆上雖有冷熱水的龍頭，但是沒有可以把冷熱水攙和在一起的蓮蓬頭，也就是隻能盆浴，不能淋浴。對於不想在公共澡盆入浴的旅客，那就無疑於不能洗澡了。
下樓到專供甲級房的旅客吃飯的餐廳，餐桌上照例已擺上了果醬、麵包。盆裏的果醬是供大家吃的，盆上卻不擱刀。旅客們用，各自的筷子夾果醬吃。攪果醬吃。有多少雙筷子就有多少種唾液攪拌在果醬裏了。
吃完不夾果醬的白麵包片，我回到房間打開壁櫃找件衣服，穿上後好采訪。壁櫃裏沒有掛衣服的物件，所以我隻是把一個大旅行包塞在櫃裏，人紮進旅行包裏亂翻一氣。匆匆套上衣服，不知道是不是穿歪了？壁櫃的門上為什麼不釘上一麵穿衣鏡呢？當然衛生間有鏡子的。但是顧不上到衛生間照鏡子。
我要采訪的一個人立刻就要到了。可我還得掛一個長途電話。這得到樓下服務台去辦手續。為什麼不能想想辦法，讓旅客用自己房裏的電話就可以直接要長途呢？
服務員進來了。破門而入。男的、女的都不敲門。一位男服務員長驅直入。我實在是一愣。出於禮貌我條件反射地向進我房間的人笑一笑，但我真笑不出來，結果做了一個似笑非笑的鬼臉。也許還不好要求服務員進門前說一句：“MayIcomein？”（我可以進來嗎？）那麼，至少可以為每間屋安個門鈴，或是在門外的把手上掛個紙牌，旅客不需要打掃房間的時候，好把寫著“請勿打擾”的紙牌掛在把手上。
既是甲級房，就應該提供甲級服務。其實，在臬醬盆上擱上一把公用的水果刀，最好是分餐，每人一小碟果醬；在澡盆上裝個蓮蓬頭；在壁櫃門上安塊穿衣鏡；在門上安個門鈴等等，這一切費不了多少錢。把房錢稍稍提高一點，這些錢很快就賺回來了。
迎澤賓館的服務員的態度很好的，對我已是關懷備至了。我實在不忍心對迎澤賓館提意見。但還是要提，真心實意地為了賓館經營得更好。 -
類似迎澤賓館的這呰問題，在不少賓館都是“常見病”、“多發病”了。所以這次要寫出來。我們各個行業、各個層次的人都麵對著不能不抓緊學習、更新觀念、提高素質的挑戰。
適應性危機症
今天我們每個人都無可幸免地麵臨一種危機：適應性危機。
學生麵對越來越難的考試的挑戰，老師麵對越來越會思考、會提問的學生的挑戰；年輕人麵對髙技術，髙智能的挑戰，老年人麵對新觀念、新思維方式的挑戰……
我國有一大批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因而深感難以適應時代要求的
“適應性危機症”患者。每年有七百萬中學生畢業，高考落第的知多少？更不用說還有一大枇“文革”中長大的“後天性營蕎不良”者。這是一個已經失去了一次機會還可能一次次失去人生機會的數量過多而力量不足的階層。
不過，危機感的產生也必然會帶來克服危機感的手段。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艾伯特·詹奧吉說過：發明就是和別人看同樣的東西卻能想出不同的事情。
山西太原市一個叫楊宗的發明了刊授大學。楊宗本是《山西青年》這本刊物的一個負責人。他設想了、辦起了中國第一所，也是世界第一所刊授大學，可以堪稱一大發明廣。
任何社會變革都可以從文化教育中尋找根源。“文革”的原因不能簡單地歸咎於“四人幫”，“文化革命”自有其文化原因。（當然還有政治體製、經濟體製諸方麵的原因，這裏隻談文化。）如果有一定的文化素質、有活躍的思維方式，如果文化交流、思想自由，偌大一個民族能在彈指之間就被愚弄嗎？
感到自己的愚昧無知的時候，就已經不那麼愚昧無知了。
產生適應性危機感的時候，就開始從不適應走向適應了。
我下榻的迎澤賓館，有一名二十七歲的廚師劉文青。白裏泛黃的瘦臉，無暇顧及、毫無頭緒的亂發，相當清秀而不大有神的眼睛，和程式化的重量級廚師形象相距太遠。因為他是80年代的新廚師——不僅能感受廚師的色香味，還能感受生活的真善美。於是想寫。隻是不知道從何寫起。1981年報名上刊授大學。1984年在《太原文藝》上發表了一首詩，到1985年底已經發表了三十一首詩。
“三十一”，在我這裏隻是一個數字，在他就是無休止的搏鬥—首先是和困倦搏鬥。他平均每月有十五個晚上不睡。因為上了刊大才覺得自己上的學那麼少，讀了書才知道自己讀的書那麼少。讀吧。從戴望舒到普希金，從勃朗寧到舒婷。寫吧。《父親》、《三十歲》、《二級廚師的戀愛史》。廚師劉文青的戀愛已經有了成果了一兒了。為什麼人們往往把婚前稱做戀愛，把婚後稱做過日子？也許一級戀愛是在婚後還要戀還要愛，還要不斷作戀和愛的升級；而二級戀愛在婚後開始了戀和愛的轉移，集兩人的戀和愛於孩子一人之身。劉文青一家三口在一個七平米的生存空間裏，很難選擇生活形態，隻能強調意誌力量了——總得等撲騰吵鬧的小兒子入睡後，劉文青才能開始他的詩人生涯。於是連連喝苦得幾乎喝不下的茶。於是連連擊退幾乎抵擋不住的困乏。
第二天免不了還要從地下室的庫房往一樓的廚房扛麵袋。兩—隻。說什麼也得扛起來。誰叫你當夜間詩人呢？瘦瘦的、一百多斤的劉文青，麵對胖胖的兩百斤的大麵袋，自然難以適應。不，是難得適應。
我走進太原一個監獄，看見了一個漂亮的犯人。他叫郭鵬，三十歲。一頭自然髦曲的黑發，一雙大而有神的眼睛。白色短外衣的口袋上，插著一排五支筆。
可惜他原先太少文化。用關押的代價換來了一點法律知識。現在他倒背如流地告訴我他犯了詐騙罪一百五十二條的第一款。刑滿釋放以後怎麼辦？永遠低人一頭？不！不不！！
監獄圖書室的一本《山西青年》上，登了刊授大學招收第二屆學員的簡章。這是改變無知狀態的一個機會。能讓犯人上刊大嗎？不可能。可是他刑滿釋放以後到底怎麼辦呢？
給監獄負責人寫請求書吧。沒想到從大眼睛郭鵬寫請求書到他拿到刊大課本，前後才三周時間，中間還包括他照相、拿到學生證等。
這一批拿到學生證的在押犯，有四十多名。
聰明的郭鵬一時竟適應不了這樣的速度、這樣的突變。
有不適應才能有適應。郭鵬現在已經參加了國家統一的自學考試。他離開監獄就可以拿到大專文憑了。
郭鵬把刊大招收第三批學員的簡章貼在監獄的牆上。
我隨刊授大學的發明者楊宗走進了太原的晉祠。這裏古木環立，流水潺潺。李白低吟廣晉祠流水如碧玉”。歐陽修複日鬱鬱古柏含蒼煙”。古來聖賢惜晉祠，當今百姓情更癡。忽聞頻頻歡呼聲，刊大學生遇老師。楊宗·一下子被學生們的歡呼聲淹沒了——一群河南來的刊大學生專程到太原來看望刊大的老師們。沒想到在這裏巧遇楊宗！
楊宗1982年去河南周口地區的刊大輔導班講過課。一千二百人的禮堂裏坐得滿滿的。一千二百人的禮堂外擠得滿滿的——人們打著傘、頂著雨，聽著擴音喇叭播出的講課聲。講課四小時後，楊宗站著簽名一小時。河南學生是把楊宗當做刊大，把對刊大的感情一古腦兒往楊宗身上傾倒了。
這些學生裏有一個叫張文瑛的打字員。自小愛讀書，不過自小就碰上文化大革命。身為打字員，卻往往不太懂她自己打的那些文字。反正人家怎麼寫她就怎麼打。她成了被動的機器，成了打字機的一個組合部件。
即使權充“組合式打字機”，她也難以招架——總有一些字不認得，老是去問人，打斷別人的工作，使別人也“組合”到她這台打字機裏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