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理論狂人
這裏就是羅陀斯，就在這裏跳躍吧！
這裏就有玫瑰花，就在這裏跳舞吧！
——馬克思
夏時製與變革的強製性
“從北京開往西安的35次列車，現在到達西安。到站時間八點零六分。”
“從成都開往西安的238次列車，現在到達西安。到站時間九點十二分。”
“從太原開往西安的425次列車，現在到達西安。到站時間九點五十二分。”
“從上海開往烏魯木齊的53次列車，現在到達西安。到站時間十一點十六分。”
“從廣州開往西安的273次列車，現在到達西安。到站時間十二點五十六分。”
“從鄭州開往西安的475次列車，現在到達西安。到站時間四點十四分。”
每次播音員的話音一落，列車裏便站起一個個激動不安、迫不及待的記者和學者。1986年5月，從四麵八方開往西安的列車和飛機上，突然冒出了這麼多“心動過速”的人們——他們的心，早就超越了火車和飛機的速度到達了西安。《人民日報》的記者心急火燎地從北京開著皇冠車，星夜兼程地馳向古都西安。《羊城晚報》的記者，一聽說我國本世紀以來發捆的最大的墓葬揭槨開棺，跳上小車去趕廣州開往西安的飛機。
兩千六百年前建造的這個秦公一號大墓，為研究中國奴隸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提供了大量的實物資料。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鐵器是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的一種標誌。然而秦公一號大墓，一方麵以一百八十多個殉葬的棺槨把秦國的奴隸製社會無可辯駁地展現在我們麵前，另一方麵又以已經出土的十多件精良的鐵器，撼動了關於鐵器的標誌說。難道秦人也要向馬克思主義挑戰？
我夾雜在“發掘熱”的人群裏走進了西去的列車。不過我不是想去發掘秦俑的。我要去發掘一個也許是當今了不起的經濟理論家。我相信這個人的探索可以為今天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提供一些理論依據。
5月4日。我搭乘的279次列車是晚八點多開車。我掐著時間走進列車，一看表，怎麼才七點多？是不是我家裏那隻鍾走錯了？還是我糊裏糊塗地早走了一小時？可我也不至於這麼錯亂哬！現在到底是七點還是八點？
車窗口的兩位穿著藍西服和灰西服的公民同時亮出表：八點。
但是藍西服說我也搞不淸幾點了。”
灰西服也說我也搞不淸幾點了。”
表上明明顯示著八點，為什麼又說搞不淸？莫非我走進了一個荒誕派小說的規定情境？
又有一個乘客滿在行地說：“現在時間不是往前挪後了一小時麼。”
往前挪後？到底是挪前還是挪後？
“今天開始實行夏時製”，終於有了一個大致正常的人，“時針不是往前撥了一小時麼，所以現在的八點就是原來的九點。”“不對，現在的八點是原來的七點。”
對了！我的表沒有撥過，所以才七點。我自己淸醒過來後，這才注意到乘客們愕然不解的眼神，迷亂惶恐的眼神，優煩不酎的眼神，而在這些眼神的後麵，是一種不願意適應、又不能不適應夏時製因而無所適從、無可奈何的被動心理。
夏時製真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
又有人喊了一嗓子：每天得提前一小時起床，亂了套了！反正，活的活，死的死吧！
有那麼嚴重嗎？實行夏時製，又不會像長工資似的，誰多長一級，誰少長一級一誰也不會因此而虧了一小時。絕對的平均主義！明明誰也沒有吃虧。明明誰也不用為此付出多大代價。明明按照日地運動的規律辦事，就可以節約能源，所以夏時製又叫經濟
時製。明明在1916年，德、法、英、意等等國家就已采用夏時製了。但是1986年中國的夏時製，還是招來了那麼多的惶惶然和憤憤然。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於舊狀況那麼心平氣和，於較新的機運就這麼疾首蹙額；於已成之局那麼委曲求全，於初興之事就這麼求全責備？”對我重複著這句話的，自然是魯迅了。
車廂裏響起了很新潮的歌：
阿裏，阿裏巴巴，
阿裏巴巴是個快樂的青年。
不管阿裏是不是快樂的青年，反正聽這種歌就是感受一種情緒。感受到這種情緒的，便都成了快樂的青年。
實行夏時製的中國，也正像一個快樂的青年，一個處於思想活動期的青年。
車廂裏的燈突然全黑了。怎麼這麼早就黑燈了？我跑到車廂過道的燈下看表，可不，才九點麼。應該十點熄燈的嘛。哦，對了，我到現在還沒有撥過手表，我以為反正知道夏時製就行了，連表都懶得撥一下。結果是一下熄了燈，連上床的思想準備都沒有。我摘下手表，乖乖地往前撥快一小時。看來變革往往帶有強製性。不可能都有了思想準備才變革的。
不過，等我結束了在西安的采訪回到北京以後，並沒有發現任何因為時針的撥動而引起的汽車誤點、火車脫軌、飛機相撞或者神經錯亂。人們按部就班，安定團結，再也沒有人談起夏時製。好像夏時製不是從1986年5月4日開始的，而是在公元前就開始了。
隻要能下決心變革，中國人的適應能力也是非同一般的。
我在變革的時間和時間的變革裏，到達了西安站。
到底怎麼寫改革一個逃犯。
我走出西安站，看到一個高人一等的黑大漢，高舉著一塊“接陳”的牌子。這是我們的“聯絡暗號”。因為我不認識他，但又希望一到西安就能見到他。應該說一切都很順利。凱撒大帝有句名言：我來了，我看見了，我戰勝了。現在我來了，我看見了，但是我失望了。
我覺得我看見了一個逃犯。
我的第一感覺是害怕。那張長臉好像從來也沒洗幹淨過。他五十歲。可我覺得他大概從來也沒有年輕過，他大概一生下來就這麼老了。那莫測高深的三角眼，那陰沉的髙鼻。鼻翼兩旁像刀刻石鑿似地有兩道深溝直通向嘴的兩旁。而嘴，直接地就像平放著的兩把刀。
他的布鞋上打著皮革的補丁。我有幾年沒見到這樣打著大補丁的鞋了。我也愈來愈少地見到他這樣黃的眼白，或者壓根兒就應該叫做眼黃。這補丁.這眼黃，立刻使我想起貧困、拮據、堅韌、過去，不過他穿著過去不穿的西裝。但這西裝質地之差，之軟綿綿，之皺巴巴，都使人敗胃。倒好像是倉促之間從哪兒借來套在身上喬裝打扮的。幹脆那種油汙的舊工作服倒能給人帶來一種粗獷的美。
他的頭發所剩無幾地徒勞地蓋在禿禿的頭頂上。後來聽他說這是染黑的，要不都白了。我想又何必染呢？這麼幾根頭發也值得染嗎？
但他說這事兒的時候是自信的，很值得的樣子，就如他自信他幹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3月份收到這個陌生人的第一封信的時候，就決定寫完手頭一篇報告文學後就去找他。我相信不會虛此西行。他給我的信，一開頭就使我預感到我將要經受一種新的思想的撞擊：“不管在文學作品中和宣傳報道中樹立多少光輝的改革者形象，都不會使無所作為和反對改革的領導變為果敢銳敏的改革者。改革者的形象隻會鼓舞那些希望並讚成改革的人。然而具有徹底改革思想的人並不一定就會是改革家，原因在於他們無權左右局勢。因此不在於號召占據領導地位的人成為改革者，而在於使改革者走上領導崗位。……改革成功的體製應能保證使最適合做領導工作的人走上領導工作崗位。”
但我對這個人畢竟一無所知。他真值得我采訪嗎？他和常規的好人形象相距太遠。我身上揣著（人民文學》的旅差費。我要是虛了此行，《人民文學》固然不會追究經濟責任，可是我也得講究時間效益啊。
他接過我的旅行包：“這個包，我不用叮囑你不要毀壞，不要丟失，你自然會愛護的，因為你擁有這個包的所有權、使用權和支配權，你是這個包的主人。根本用不著對你進行主人翁思想的教育。我們三十多年來一直對國營企業職工進行主人翁思想教育這件事，恰恰證明了國營企業的職工還不是企業的主人。”
我立時精神起來了，我想起他那封長信的內容一改革的關鍵，關鍵的改革，是所有製問題。
他這個人，執拗地叫你想起過去，過去。他又頑強地站立在現在，現在。
精神取代物質和意識決定存在天安門前站著一個髙大黝黑的光頭青年。上穿藍粗布衣，下穿用家染的黑粗布做的抽帶肥腿褲。那褲帶偏是白的，又偏偏搗亂似的從腰部溜了下來，大模大樣地突出在黑褲子中間。但這個光頭青年的神情是那麼自信、自豪。本來麼，那年一1954年的《群眾日報》登了陝西省考上高校的全部考生的名單。第一名，韓城縣中學的黨治國，考上了淸華大學。黨治國到清華報到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天安門前照這張像。
隻是那兩條白褲帶，使照片上的黨治國在威風中又透著滑稽。這也沒什麼。淸華大學一年級新生黨治國就不信還會有什麼事情難得住他。白褲帶麼，用墨水一抹不就黑了？行了。很好。不能更好了。至於留頭發是不是比光頭更好看，製脤褲是不是比家織抽帶褲更好看，他沒想過。他從來不注意服飾。三十二年後，他知道我要專程到西安去找他時，他才為沒有一件過得去的外衣而有些不安。於是就匆匆添置了那身使我一看就敗胃的西裝。
一個從青少年時代就以為精神萬能的人，最後連購置一套像點樣的西裝的物質基礎都沒有。
黨治國十六歲的時候，有一天他和同學們在韓城中學連夜排節目。三九天的夜晚，不生火就過不去。但教室外是半尺厚的雪，想搞點煤吧，又覺得冷得出不去一來回得走兩裏雪地呢！怎麼去扛煤啊！多厚的棉鞋陷進雪地裏也是凍腳。同學們倒抽著冷氣往後縮了。
黨治國叭叭地扔下他的棉鞋，又扒掉他的兩隻襪子。
“噯，你脫鞋襪幹什麼？”
“為了證明在雪地裏走路不冷。”
“你快穿上吧！我們跟你去扛煤就行了。”
“我說出話就要算數。”
黨治國光著兩腳走向無情的雪地。不過他連雪地的無情也感覺不出，因為他的雙腳很快就凍木了。當然，這畢竟隻是兩裏地，所以他的雙腳還能存活。如果是二十裏地，二百裏地，十六歲的他怕也是會光腳走去的。那麼他的一雙腳當然要為他的無視客觀物質存在而付出代價了。
50年代初的中國，商品經濟不發達，物質不充足，但人們的精神狀態是安適的。中國人，自我需求總有所節製。不過用精神補充物質的不足，把思想作為物質的代用品，隻能在一定的時期、一定的限度內。長此以往，樂此不疲，便可能從以精神取代物質發展到以為思想意識可以決定物質存在。一些“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拋卻了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存在決定意識。三十年後，黨治國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用社會意識來解釋各種社會現象。好的社會現象是好的社會意識的產物，壞的社會現象是壞的社會意識的產物，於是全部問題被歸結為對一種思想的宣傳和對另一種思想的批判。”
1957年，這種批判像火災似的在清華大學裏蔓延開來，燒向錢偉長，燒向黃萬裏……黨治國走上台辯論：他們不是右派！黨治國走進校黨委辦公室：他們不是右派！
“正是為了真正擁護黨的方針政策，”他在會上說，“可以允許人們先懷疑一下。懷疑以後再把自己駁倒，這才是真正的信任，真正的擁護。”
黨治國講話沒有一點顧慮。他這個來自黃河邊的人，像黃河一樣古樸。他對黨的感情、對黨的忠誠，連一點雜質也沒有，自然用不著擔心自己說“錯”話而成為右派。
但是，根據意識決定存在的“原理”，有“右派言論”的人，就是右派分子。
無限製地強調意識的作用，結果必定是走向反麵——取消思想自由。黨治國步他的老師們的後塵，也成了右派，而且是“極右”。他的一個同窗好友是個結巴，原先一見他老遠就叫：“黨黨、黨、黨——治國！”憋上半天才憋出“治國”兩個字，實在累人。結巴老弟就把他的名字簡化成一個字：“黨！”現在自然不敢再叫他“黨”了。當著人連話也不敢說。隻在沒人注意時不用稱呼地對他說上一句浪子回頭金不換。”兩個月後，沒想到結巴老弟也成了“浪子”——右派。浪子二號見了浪子一號，隻能搖著頭說一句：“往事不堪回首。”
黨治國成了“極右”後，三天沒吃飯。他怎麼會是右派呢？不過，黨是不會錯的。絕對。那麼隻有從自己身上找原因了。實在無法想通。隻好先接受這個結論一是自己錯了，再慢慢去
1957年的右派裏邊，有多少人恰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1956年黨中央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到1957年，先進生產力就急待爆發出來了。但是，對不起，請君入甕吧。你們不應該有思想的自由，因為用不著你們思想。
有計劃的盲目生產
西安郊區有個新豐磚瓦廠。該廠取土製磚時發現了舍利精室。舍利，是指佛的骨灰。迎舍利，供舍利，是佛家，也是朝廷的大事。釋迦牟尼火葬後，八國爭奪舍利，百姓求分舍利，分不到的，用金、銀、水晶、瑪璀等製作舍利。磚瓦廠發現的舍利精室，就是用水晶做的舍利代用品，水晶舍利裝在玻璃瓶裏，玻璃瓶裝在飾有鎏金獅子、珍珠團花的金棺裏。金棺置於飾滿翡翠、瑪瑙、珍珠、貓兒眼等等的銀槨裏。釋迦如來涅槃後，他的骨灰的代用品都能住進造價這麼高的聖地，足見百姓對佛的虔誠。
把自己的命運係在對佛的信仰上，這大約也是中國人的一種祖傳吧。“右派分子”黨治國看到報上關於畝產水稻六萬斤、畝產紅薯一百二十萬斤的報道後，不禁對黨心悅誠脤——國家現在能取得這麼大的成績，自然和清除右派有關係。自己成了右派，也值得了。
就是買東西很不方便。以前可以招呼售貨員：同誌，請你給我稱點什麼。現在怎麼可以叫人家同誌呢？你已經不是人家的同誌了。可是，一上去就沒頭沒腦地說，你給我稱點什麼，又覺得不禮其實，售貨員誰知道你是右派？你自己幹嘛老給自己念緊箍麵對“鸚鵡前頭不敢言”的局麵，黨治國認真地開始了他的懷疑。一天吃不到多少東西，所以也幹不了多少活。他開始大量讀書，尤其是讀馬列著作。三十多年後他在一篇文章裏寫道：“當不承認重力規律的人從高山上往下跳的時候，重力規律不因為得不到這個人的承認而退避三舍。同樣，當個人意誌、國家意誌以至全社會意誌不承認某一經濟規律的時候，這一經濟規律不僅仍然要發生作用，而且發生作用的方式是相當無情和揶揄的。”“有計劃的盲目生產比之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對生產的破壞更大。”